1911年清王朝覆灭，开始了中华民国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终止了官工系统陵墓的建筑活动，“陵”的服务内容从专指帝王或诸侯的墓地转向了泛指以陵墓为主的园林，这一时期建造了大量革命烈士纪念园。陵墓规划在设计思想、使用功能、施工技术及材料运用上又进一步发展，体现了封建王朝覆灭之后与时俱进的新精神风貌。并且，增加了群众活动的场所，如中山陵的附属性建筑物音乐台、谭延阎墓供人休憩赏景的临瀑阁、水亭、心亭、千秋坊等、邓演达墓的休息花架等。

                                                   上海公墓,华南公墓,华南陵园,

  以山为轴，刚柔相济

    民国时期，山陵建设遵照“总以地臻全美为重”的传统创作宗旨，以自然山水为创作主体，建筑序列或依照严谨的中轴对称布局，或峰回路转的自然式布局。

    坐落在南京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前临平畴，后拥苍崖。陵园由中国著名建筑师吕彦直设计。总平面设计，略成一大钟形，尤有木铎警世之想，号召后人要永远记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样一个名言。中山陵的设计结合了地形，并延续传统陵园布局方法，牌楼、神道、门、碑亭、祭堂和墓室形成端正的轴线，配合山川之盛势，取得雄伟壮阔的气势(图2. 9 )。此外，永慕庐、奉安纪念馆及宝鼎、音乐台、流徽榭、仰止亭、光华亭、行健亭、藏经楼等一系列纪念性建筑众星捧月般环绕中山陵主体。廖仲凯墓、谭延阎墓、范鸿仙墓、蒋介石曾拟作百年后安息之地的正气亭等分布在中山陵周围。

    与中山陵严谨对称的格局相反。民国时期军事家、书法家谭延阎的墓园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山门外灵谷寺东北侧，钟山东峰下，由建筑家关颂声、朱彬、杨廷宝设计。谭墓因山为陵，借山林之地宜，通过碑池、石坊、蜿蜒甫道、石桥、小虹桥、临瀑阁、水亭、心亭、千秋坊等组织引景，随地势之高下，形势之扭转而获得曲折蜿蜒动态之美，打破了对称式构图的严肃性，使山陵与风景融为不可分离的统一体(图2. 10)。游人在古木森然的山色中峰回路转，谭墓在静谧幽寂的气氛中豁然展开，利用欲扬先抑之手法，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将自然美与人工美高度统一在一起。

  以中为体，中西结合

    近代时期陵墓以中国传统形制为本，牌坊、桥涵、华表、石像生、碑亭、祭堂、陵体依照中国传统陵墓形制的建筑序列而展开。在构造上采用现代材料和结构方法来模仿中国古代形式的建筑，或直接采用西方建筑的形式风格建造中西合璧的墓园。

   中洋结合

    如袁世凯陵墓，形制仿明清帝陵:由南向北依次分列照壁、桥涵、石牌坊、石望柱、石像生、碑亭、殿座，之后为陵体。而陵体大门、陵家均为古典欧式，陵家基座圆形，青白石砌筑，分三阶垒成，上覆半球形封土堆，家前置石五供则又是中国传统的形制。

    朱执信墓的整体建筑风格均为欧式。墓园位于广州市先烈东路127号的驯马岗上，占地面积6670平方米。墓园布局以中国传统陵园形制为本，由入口至陵体依次为牌坊、石望柱、神道两旁对置的六角亭、碑亭、墓表，另外在墓园西北角有朱执信墓庐。陵墓建筑以黄色为主调，仿西方古典建筑风格，典雅别致(图2. 12 ) a 1936年秋季发现该墓地有白蚁，遂将遗骸迁至广州市执信中学内，此墓则为衣冠家。

    再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位于广州市先烈中路西侧，面积约18000m2，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起义战役中牺牲的烈士而建。在布局上，延续中国传统陵墓的形制特色，坐北朝南，牌坊、四方池、莲池、拱桥、碑亭、纪功坊、石碑依次分列于中轴线上，从牌坊至碑亭之间为230米的神道。在建筑风格上，将中国传统的建筑形式与西方古典风格相结合。如碑亭柱式仿西方古典样式，碑亭的顶盖刻石为钟，意为“警钟长鸣”。碑亭后的纪功坊亦为西式风格，高度14米，纯花岗岩石构建筑，石样咬合构筑。上半部正、背面都以72块连州青色花岗岩石砌成山形坊顶，金字塔顶屹立着高擎火炬、手挟法律书籍的自由女神像。这座塑像是1981年重修时完成的，而原塑像为上个世纪20年代初建时美洲华侨赠送的右手高举糙棒的自由女神像，象征“敲响警钟”。叠石座上的第3、第6层的南北两侧，各屹立着两枝欧式花环圆柱和一对中式小石狮子。坊额镌有章太炎书写的“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记功坊”纂体。这座中西合璧的纪功坊，成为烈士墓园的标志性的建筑。坊后立有巨碑，详载起义经过和修建情况，碑阴共表86位就义烈士名单。

   新民族形式

    20世纪早期，不少现代建筑师在深入探究我国独有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其与现代思想、艺术、科技、材料等相结合，希望现代和传统能充分结合起来。吕彦直先生提出:“公共建筑为吾民建设精神之主要的表示，必当采取中国特有之建筑式，加以详密之研究，以艺术思想设图案，用科学原理进行构造，然后中国之建筑，乃可作进步之发展”。反映在陵墓规划方面，主要表现为占地面积的减少，形制序列的删减以及表现形式的提炼简化，体现了时代精神。

    如位于上海市华径路中心河桥附近的邹容墓，占地一亩余，坐北朝南，四周苍松翠柏，广植花草。整体空间简洁大气，过石阶有石碑一座，之后为青石墓表，邹墓呈圆柱形，高2. 36米，直径2. 48米，其后为造型简练的山形石屏，东西对立石亭，造型亦刚直不阿，精炼概括(图2. 14)。

    邓演达墓园的表现形式则更为现代，在半公顷的园区内布局了陵体、纪念场地及游人休憩场所，整体空间富有时代亲和力。邓墓人口处为圆形花坛，墓前是一片开阔的绿草地，中间有十字型的水泥甫道将草坪对称分割。甫道两侧列植桧柏、龙柏等常绿树木。草地的东西两侧建有钢混结构的花廊，花廊曲折延伸，直达陵墓前。花廊两侧遍植紫藤，花廊中还建有方亭，可供游人休憩。邓演达陵墓设在九个弧形组成的半环状“罗城”中间，陵墓花岗石砌筑，呈半球状，墓顶置有花环。墓前立有花岗岩墓碑，祭坛上置有一个非常精致的花环，以表示人们对先驱者的哀思和怀念(图2. 15)0小结

    中国古代陵墓环境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写人意入自然的过程，将社会美融入自然美从而获得艺术美。原始社会晚期，人们用棺掉将死者埋入土中，不堆土植树，表示与落日一同隐没。春秋战国时代王侯夯筑高大的封土堆，“筑陵以象山”，用以表示封建等级地位的最高级。秦汉时期，帝陵的气势和魄力通过广博的尺度展现，反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始皇陵总面积在2平方公里以上，西汉皇陵延绵50余公里唐代帝陵凿山开洞修建玄宫以追求与天地共久长，与日月共辉煌，利用天然地势“聚巧形而展势”、“积形成势”，辅以人为的加工，因山构陵，据势为网，升华为“竣极天工”的自然山水陵园。明清时期追求陵寝建筑与自然山水形势的融合，陵园空间序列的展开层次与山川形势处处融合，相得益彰，历历如绘，引人入胜。

    正如孟兆祯先生认为“凡‘风景’(自然景观)必因‘名胜’(人文景观)而成名。”可以说，中国陵墓艺术的本质是生于自然，归于自然，通过“人与天调，天人共荣”的宇宙观及对待自然的方式，以山川胜势喻人而引出真意，以人工之美入自然，使建筑人文美与山水自然美相融结，去建立“人杰地灵”与“景物因人成胜概”相统一的“寿域”之地。

    中国近代时期的陵墓基本沿袭传统的陵墓形制。受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及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陵墓展现了新时代的特点:一方面，将中式陵墓建筑内容与西式建筑形式相结合，或利用新材料、新结构建造具有传统建筑特色的新中式建筑。另一方面，受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设计者抛弃了对建筑繁冗装饰的追求，通过新思想、新技术对陵墓布局形制及建筑形式进行了精简、概括处理，形式简洁，风格现代，又具有中国传统特色。同时，这一时期建立了许多烈士公墓，为新时代的陵园建设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