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长城被建立起来后，长城两边的关系就逐渐发展成为越来越频繁的冲突。不同的是，长城外边的民族往往被描述成为贪婪的入侵者，如赵国将军李牧在赵国边境与匈奴的军事对峙。《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载:“李牧者，赵之北边良将也。……为约曰:‘匈奴即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烽火谨，辄入收保，不敢战。”②这段史料常被引用来说明游牧民族极富掠夺性的扰边行为，然而可以从中很明确的看出一点，李牧对待匈奴的劫掠行为所采取的主要对策就是防御，直到士兵们和国家的统治阶层对此种做法产生很大的意见，并且指责李牧的这种军事策略为懦弱的行为。因为在他们看来，出击匈奴获取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利润才是一个驻边大将正真应该带领他们做的事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又载:“岁余，匈奴每来，出战。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击之，大破匈奴十余万骑。灭檐槛，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③这段文字描述了李牧调动大军对匈奴作战并从战争中取得了大量的土地和利益。这恰好的说明了赵国对北方边境地区的防守，实质是为了从匈奴那里获得更多的领土。最终李牧的军队又将赵国的边境扩大了，战争的结果暗示出，李牧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并不是单一的针对匈奴的防守反击作战，而是首先将已经得到的领土进行巩固，然后再继续以夺取新的领土作为最终目标。

      长城在北方的筑建标志着边疆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往往被理解为农耕经济形式与游牧经济形式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在表象上看似是游牧势力崛起后，由于自身的综合势力不断增强而向南方的农耕文明提出了新的经济要求。然而在对考古学资料和传世史料的深入分析以后发现，该时期其实是农耕文明在其自身不能满足内在的对土地和人口的需求后，逐渐向游牧文明提出扩大农耕文明对土地和人口的要求。这种要求完全可以从长城的筑建方面得到证实，自春秋时期起一直到汉代，所筑建的长城逐步向北推进，直至大漠的边缘地带。如赵国和秦国所用的扩张模式如出一辙，首先采用先进的城墙技术将领土扩张到游牧地区，然后将这些在游牧地区生活的各个民族通过城墙分隔开，并且进行驱逐性的战争，最后再将城墙连成一条长城，派兵驻守，达到对整个区域的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