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以前的陵墓以及唐代乾陵之前的帝陵对比，我们发现，在乾陵石刻中有新的石刻种类加入，即:“鸟形浮雕”石屏、石马及控马者。

    其中，“鸟形浮雕”石屏以往被认作鸵鸟，即与昭陵高宗所刊刻“吐火罗鸵鸟”石刻同。关于这个观点，笔者曾撰《乾陵“鸟形浮雕”考》一文，认为“鸟形浮雕”石屏实代表的是石磐，表现的是乐悬，具体的论证过程在下文会有介绍。而推翻“鸟形浮雕”石屏为鸵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乾陵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陵墓石刻模式，如“蕃酋像”己经表达了“怀远、纪功”之意义，是否还有必要再添加象征“怀远”的鸵鸟?倘若只为鸵鸟的意义，其形式如何能在以后的帝陵中作为一个固定建制长期使用?所以，笔者最终提出“石磐”这么一个概念，即表示天子“宫悬”。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石马及控马人应该是否乾陵首创，但这种石刻在唐祖陵中也有出现，因此对唐代祖陵石刻做出年代判断是确定这个种类石刻产生时间的关键。一些学者将昭陵六骏与石马及控马人联系，做出因为乾陵北门石马及控马人数量为六是因为昭陵六骏为六的推论，但在研究唐陵石刻中并无明显的史料依据。大胆的探索和推论是要肯定的，只是因为昭陵六骏其意义明显，而石马与控马人究竟是传达什么意义还尚未有一定依据，故而做出乾陵北司马门石马与控马人传承昭陵六骏的观点很难有说服力。

    对乾陵石刻的形制种类进行归类，对以前出现的种类究其渊源，而对创新的石刻进行标注，这样的工作方法可能更有益于去发掘乾陵石刻模式的真实意图。

    乾陵石刻模式是中国陵墓石刻发展的一个鼎盛阶段，这不仅从石刻种类和数量上可以看到，从其结构组合的复杂性中亦是如此，是中国陵墓石刻模式中一种较为成熟的表现形式。研究唐代帝陵中这个模式的形成我们必须大致清楚唐代陵墓石刻的发展规律，也就是在乾陵以前，唐代陵墓石刻的形成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