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者与死者的互动。在当地人观念里，逝者刚刚去世的时候，灵魂还在。举办丧礼的目的也是希望能让死者一路走好。涂尔干将仪式分为神圣性与世俗性。正是这种神圣性，使得人们在整个葬礼过程中充满敬畏之情，于是在整个仪式过程中，生者与死者要不断进行互动。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生者和死者的互动，首先体现在一些特定的举止。人们总是习惯于通过“烧香点火”来祭拜供奉，寺庙里只有常年香火旺盛才被认为是比较灵验，过年时人们也会在家谱前烧香烧纸，在烧的过程中人们进行祈福许愿。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前来吊唁的人都会带上烧纸，丧眷也会在特定的时刻纸，祈求死者能够保佑生者平安。同时“这些烧纸烧化之后，到了阴间曹府就会变成钱”，因此在发门佛时人们会将所有的烧纸燃尽，这些烧纸就是死者西去的路上的盘缠。在发门佛时的撒酒行为更是为了敬重抬轿子的“小人”，让他们将死者平安送达。人们前来吊唁和出丧时会对着遗像磕头跪拜，以示哀思。死者的儿、女、侄、甥等则是不停的哭喊着逝者的名字，以表达心中的悲痛和不舍之情。

    生者和死者的互动，还体现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上。在整个丧葬仪式时最多是家人的哭喊，通过哭喊，表达了家属的悲痛之情，同时也希望通过叫魂的形式将其召唤回来。前来吊唁的人也会哭喊着进门，“某某啊，你怎么就走了”，来诉说着亲人离开的痛苦和不舍。为逝者开光和净脸时，专职人员轻声的念叨。发门佛送逝者上轿时，儿子对着进入轿子的灵魂说着“爹(娘)，上轿了，上轿了，上轿了”，这样灵魂就离开家而上路了。出丧时伴随着一声“爹(女良)”孝子将瓦盆摔碎，将悲痛之情尽情发泄。出葬第三天后到坟上的叫门，则是仪式中与死者的最后一次对话，叫门之后灵魂得以自由。

    正是这些互动，使得仪式能够按照标准的流程，从死者咽下最后一口气到入土为安。通过与死者的互动，生者得到慰藉，死者得以安置。丧葬仪式上除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互动，当然也少不了生者之间的互动，也就是参加丧礼的人们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人际关系的体现。

    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互动。丧葬仪式的直接参与者大都是和死者有着直接的血亲和姻亲关系。“家族”“家本位”的思想在丧礼仪式上得以体现。这可以从服饰配饰上最为直接的表现出来，和死者有着亲密关系的晚辈要披麻戴孝在灵棚里和灵堂里守孝，特别是出丧时，前来观看的众人只通过观察服饰就大概知道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从老人逝去的那一刻起，最先前来帮忙的就是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就是当地所称的有院里关系的亲属。尽管俗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但是在父母的丧葬仪式上，女儿依然扮演着主人家的角色，很多事情都是由女儿张罗，特别是如果女儿是子女中最大的孩子，那么很多事情都是女儿说了算。与其他人相比，自家院里的人对丧葬仪式会更加重视，干起活来也更加积极主动，会将其看作自己家的事情，尽全力帮助丧礼顺利完成。

    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姻亲关系在丧葬仪式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最受人重视和关注的点。人们会关注儿媳会不会哭得很伤心，女婿在行祭的时候动作是否规范，以及女婿为逝去的老人准备的祭品，这些都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葬礼也正是为其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尽孝的机会。特别是女婿，当其前来跪拜行祭的时候，会被安排在贵宾席上，并且管事会找来家族里比较有威望的人士陪着女婿，在开饭上菜的时候也总是会先给女婿那一桌上菜，可见对其之重视。如果死者为女性，则死者的娘家也是非常重要的来宾。如果死者为男性，则死者的妻子的娘家也会来人，除了其侄女、侄子、外甥等晚辈前来吊唁外，其兄弟姐妹更多地是前来陪伴和安抚，以帮助其排解心中的悲痛，克服难关，尽快恢复常人的生活，尤其是在出丧的时候，仪式在外面举行，这时孝子们连同帮忙的人员都会外出，并且会到坟上，家里就只有死者的妻子了，这个时候娘家的兄弟姐妹会帮其收拾院里的东西，拆掉灵棚和灵堂，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除了血亲和姻亲关系为主的亲属关系外，以地缘为基础的邻里关系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角色，邻里通过提供劳务的形式参与到丧葬仪式中来。乡下人“生于斯、死于斯”的生活状态，使人们之间因地缘关系而结识、共处，形成一个熟人社会(费孝通，1985)。中国人讲究情义，因此平时交往中总会互帮互助。近些年来随着外出打工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特别是男性，留在家里的则是女性和老人，尽管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但依然有些活儿是需要体力，需要两个人合作，这样在地缘的基础上又形成业缘关系，加强了邻里之间的互助合作。丧葬仪式上邻里的帮忙更是不可或缺的。女性可以帮忙做一些比较轻的活儿，如撕白、包饺子等，男性则要帮忙干些体力活儿，从灵棚和灵堂的设置，给死者的亲属送信，接待来宾，到挖坟抬棺填土筑坟，都离不开邻里的帮忙。人们都相信“谁家都会有老人，谁家都会有有事需要帮忙的时候”，无形之中形成了一种“你帮我我帮你”的契约。正是邻里的帮忙才使得丧礼得以顺利进行，逝者则入土为安。

    人际互动还通过礼物得以实现。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在其著作《礼物》中认为，交换与契约都是以礼物的形式表达，表面上是自愿的，但实质上送礼和回礼都是义务性的，“在送礼的同时，就会产生三种义务，回礼、送的义务和收的义务，人们不得不送礼，不得不收礼，不得不回礼”。马林诺夫斯基(2002)也认为，关于礼物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被置入互惠性服务的均衡链中”，即回礼的动机是基于“互惠的原则”。“互惠”即是一个人给予是因为他期待回报，一个人回报是担心对方终止给予，所以，一切的礼物交换都可以置于这样一种互惠性的均衡链中来解释。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一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中提到，在下衅村村民的礼物交换过程中反应出来的互惠原则。

    在胡村的丧葬仪式中得礼物互动基本遵循互惠原则，前来吊唁的人会带来祭品、烧纸、花圈、黑纱等，如果说这些物品是为了祭献死者、表达自己对死者离开人世的惋惜悲痛之情，那么现金则是对死者家属的馈赠。这种馈赠，是人际关系的反映，因为只有具有特定关系的人，才会参与到这一馈赠行为中来。通过这种馈赠，馈赠方表达自己的关切，同时也是自己经济能力的展现;而对受赠方来说，能够得到亲属的馈赠，除了心理上的安慰之外，更多的则是一种帮助。胡村近年来逝去的人大都是癌症患者，由于癌症发病前期是不易察觉的，加上百姓在得病后总是会选择忍者，而不是去医院检查，延误了治愈的最佳时期，等到察觉之后就是癌症晚期了，治愈的概率较低。尽管人们都知道癌症是很难治愈的，但是谁家都不会放过任何治愈的机会，用村民自己的话说则是“不能看着一个大活人活活等死”，所以通常都是举全家之力为患者做手术、打点滴，很多都是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医院输氧、打点滴，而只是为了让病人多活几天，这样一来，仅仅给患者治病通常都要花去几万块钱，而随后举办丧礼同样需要不少费用。笔者通过访问前不久刚刚举办过丧礼的人家，大致了解了举办丧礼所需的大概的费用:

    租赁费用:灵车+棺材+彩门+灵棚十冰棺十孝衣十音响+桌椅等共约2000元

    购买费用:白布+寿衣+棺材十纸扎品+烟酒等约6000元

    其他费用:火化费760，照片60元，乐队费用500如果是亲属朋友较多的话则需要准备更多地待客物品。可见正常情况下从生病到死亡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而亲属通过礼金的形式参加丧礼对死者家属来说是一种经济上莫大的帮助，通过这种财产的转移和集聚，使得死者家属不至于落入极困窘的境地，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亲属赠送的礼金会有专门的文职人员帮其记在礼簿上，等到别人家有事时要返还不低于对方的礼金。对于前来帮忙的邻里，死者家属会以赠送烟和设宴招待的方式表达感谢，还会对担任重要角色的人赠送白酒。由此可见，胡村丧葬仪式中的礼物交换基本遵循互惠原则，但更多的是出于道义上的支持。

    生者与死者的互动，在哭喊中，尽情表达了自己失去亲人的的不舍与悲痛;在烧、拜、祭巾，传递出人们的思念和祈祷之情;在小L"谨慎的行为举止之中，希望能够将各种事宜安排妥当，以告慰亡灵，并保佑生者接下来的生活安宁。丧礼上的生者之间的互动，使丧礼成为一种公共场合，通过服饰佩戴和跪拜行为，人伦关系、血缘姻亲关系得以梳理;在互帮互助之中，丧葬仪式能够有条不紊的举行，人际关系得以巩固，礼尚往来中彼此之间的关系得以增强。因此，胡村村民在举办丧葬仪式时遵从者互动的逻辑，寄托对死者无限的思念、嘱托和祈福，在人情互惠中巩固人人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