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对礼教的维护使土葬方式和“入土为安”的意识代代相沿，成为我们民族丧葬文化的主流。然而，国家倡导的殡葬改革给传统的死亡观念和丧葬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郭于华，1992: 192)。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文化大革命时期倡导“破四旧”，乌村的“白喜事”中禁止做道场、看风水等。但村民相互举报的监督方式和批斗的惩罚并未彻底消除这些行为，村民们仍偷偷地举行这些丧葬仪式。当禁令解除的时候，一切又恢复了原样。其实那些传统的习俗并未在严厉的打击下中断(欧爱玲，2013: 147)，它们至始至终存在人们的内心，而殡葬改革的实行却造成了不一样的结果。

    乌村自1997年起实行火葬政策，“一开始阻力肯定是大的咯，经过村干部的宣传和引导，实行火葬的家属给他们一些优惠政策”’。然而，政府给的好处并未让村民们动摇土葬的念头，“我们家里(家族)的老七头是土葬的(1997)，他儿子跟她妈妈说，

  ‘我会养你的，这么多人养你一个还会养不起啊’。到现在老七头的老伴都没有养老金拿的”。政府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强制实行火葬政策，“村里的徐红章埋下去了也被挖出来用柴油烧掉的。之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乌村就实现了100%的尸体火化率。现在村民们对火葬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土葬是以前的习惯，火葬是现在的习惯，习惯了都一样的”‘、“刚开始都不习惯，后来弄习惯了就一样了”5、“当时来说，人们是迷信心理，说父母没有全尸。现在来说，是为了卫生，对活着的人身体有好处””、“火葬好，不会臭，土葬的放在那里多天了就要臭的”’。火葬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村民接受。

    但也有村民对火化的尸体处理方式颇为不满。“死了扔了都好，一点灰捧捧回家，有什么花头。要不在上面种根萝卜差不多。你看到骨灰了吗?大家的混来混去，他们就随便给你交代一下，没有把大家的骨灰分的清楚的，都不知道拿回来的是谁的。他们说火葬场后面的骨头都很多。那么大个的人，哪里会就只有那么一点灰”‘、“那个里面陈的灰也有，随便男的、女的都有”’、“我觉得土葬好。骨头整身摆在那里更好，现在那么一点骨灰”’。、“现在骨灰盒了，又没有什么东西，捧捧去就是的”‘，。尽管内心不满，但在政府强势推行火葬的今天，村民们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

    由于火化之后的骨灰与土葬时期的全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继而改变了围绕土葬而进行的一系列丧葬行为。从第四章的叙述中也可以看出，丧葬仪式中的一些细节被简化和忽略。无论是在城区还是在农村，人们都习惯用“很简单”来概况现在的丧葬习俗。

    火化政策实施后，棺材入扩的现象急剧减少，丧仪中打赤脚、哭丧棒、摔碗等表达悲伤的行为被放弃，村民们认为火化后只剩下骨灰没必要进行这些仪式。但看风水、建私扩的行为并没有减少，“白喜事”中送殡饭的花费则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增加。

    相比较，公墓政策的实行就没有火化政策这么顺利了。据叶姓村干部介绍，公墓和火化是同时期开始的，但如今百分之百的火化率并没有带来百分之百的公墓安放率。在2005年前后的几年时间，村民被强制将逝者放入公墓，但实行了几年，村民又开始在自家田里做犷。起初是因为公墓要收取300元费用，有的村民不愿意花费这笔钱，但公墓免费使用后，做私犷(私坟)的行为并没有减少。村民们觉得集体公墓离其他祖先的坟墓比较远，祭拜不方便。也有不少村民因为公墓的面积小或者公墓的样式不好而不愿意放入公墓。公墓政策的本意是节约土地，然而村中的土地并不像城市那么紧张，农村公墓的废弃与城市公墓的稀缺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农村公墓并没有发挥像城市公墓那样的作用，反而助长了攀比的风气。公墓里的坟墓改变了原来小土堆式的八字坟，用水泥浇注成的是迷你的小洋楼，坟墓上写着“万古长青”等赞词的石牌由一个变成两个，或者三个。有的村民还做了进一步的加工，“我儿子说，造屋子有些不锈钢，把墓四周都围起来，我说好的”。

    这些精心打造的坟墓体现了人们难以改变的“入土为安”思想，即使尸体处理方式在变化，安葬方式在变化，某些固执的生死观依然存在。因此，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传承与变迁相交织、新旧丧葬文化并存的特殊转型时期，移风易俗并不是仅仅依靠上令下行就能一墩而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