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到西晋时期,在浙东的曹娥江两岸、上林湖等地,存在着一个以今上虞为中心的瓷器制造密集区。这一地区制瓷业的兴盛始于东汉,在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出土的瓷片经测定是我国较早的成熟青瓷之一‘93。目前,在浙东宁绍地区共发现以青瓷烧造为主要特点的东汉至南朝时期窑址近200余处,学者们依据考古类型学把这一时期以浙东上虞为中心的青瓷烧造业统称为“早期越窑”,以区分后来唐、五代时期传统意义上的“越窑。
从东汉到东晋初年,早期越窑的发展可以大概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东汉形成期、东吴发展期、西晋鼎盛期、东晋衰落期。根据窑址发掘的资料,瓷器品种可以分为日用器和明器两类。日用器主要包括:饮食器具,如碗、盘、碟、钵、搏、盒、壶、耳杯等;盛贮器具,如盆、瞿、壶、罐;卫生洁具,如唾壶、虎子、洗、香薰;文具,如水滴、砚台等以及烛台等器皿。明器有五联罐、魂瓶、井、禽畜舍、谷仓、鬼灶、水雄、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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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发现的东汉窑址有54处,主要分布在曹娥江东岸上虞中部的梁湖镇(大尖顶山、龙松岭)、西岸上虞南部的上浦镇(四峰山、凤山、大湖番、凌瑚、花坎)等地的丘陵中。其中四峰山窑址群是东汉中晚期早期越窑的主要烧造中心,大乌贼山、杨梅山东汉中晚期窑址发现了烧造明器五联罐的遗迹。东汉时期的窑址多在丘陵山腰,远离主要道路。
吴、西晋是早期越窑制瓷业大规模发展的时期,上虞窑址在吴、西晋时期有转往中北部地势较低地区的趋势,海拔位置比东汉窑址低,靠近河湖。东吴晚期到西晋时期,早期越窑青瓷业空前繁荣;从墓葬出土来看,瓷器己经取代了陶器和漆器成为主要的陪葬品,随葬青瓷器数量也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可以推想当时的青瓷日用品也是同步发展的。瓷器的需求量大,产品的生产、运输就成为重要问题,因此倾向于在山脚、水边,用水和水运交通都便利的地方选址建窑。另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由于东汉到吴时期的窑址由于连年烧造周边木材燃料等原料有用尽的趋势,故窑场纷纷搬迁到上虞中北部水运交通更方便的皂李湖等地。由于青瓷业具有较高的利润,使得雇用人工运输燃料、原料都有可能。
在上虞发现的东吴窑址有30余处,主要分布在东汉窑址的附近,个别窑址是从东汉起就连续使用的。西晋窑址60余处,可以分为6大窑址群和一些零星窑址。皂李湖窑址群,包括老鼠山、多柱山、龟山、祝家山四个窑址,都是背山面湖靠近湖边,平均海拔15米。皂李湖有运河沟通曹娥江等地,水运交通极其便利。上浦镇凤凰山窑址群 (包括尼姑婆山、凤凰山、前山窑址)则分布在大善村附近的山脚下的缓坡,其位置也比当地东汉窑址要低,其中凤凰山、前山窑址海拔均在30米左右。梁湖镇晾网山窑址群,海拔巧米,距曹娥江3公里,紧邻余上运河,烧造时间在三国东晋之间,规模大、品质高,以日用器为主,有明器发现。此外上虞吴、西晋时期的窑场尚有帐子山窑址群、虎尾巴山窑址群、横塘窑址群以及其他窑址。这一时期窑址很多是吴至西晋跨代烧造的,皂李湖窑址群、凤凰山窑址群据推测烧制年代始于吴晚期而终止于西晋末期。晾网山窑址群烧制时间延续到东晋时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灭吴战争中早期越窑制瓷业并没有受到破坏,也符合孙皓出降并无大战的史实。
东吴时期是早期越窑重要的发展期,专用明器的烧制发达于东吴中期。考古资料显示,在东吴时期,瓷器逐渐取代漆器成为器皿的主流,青瓷明器在随葬品中逐渐增加。以现有东吴纪年墓随葬品资料为例,青瓷器逐渐取代漆器在东吴后期成为主要的随葬品。赤乌八年(245年)墓葬中漆器与瓷器的出土数量比2: 1;而东吴后期青瓷器则成为主要的随葬品,漆器少有发现。随葬瓷器中,前期主要是日用器,263年出现猪圈等专用明器。东吴中后期至西晋时期专用明器逐渐增加,272-313年是随葬明器最为丰富的时期。东晋初期专用明器基本消失,随葬瓷器基本都是日用器类型了。
西晋只有短短的三十七年,却堪称早期越窑的巅峰期。拿魂瓶来说,存世的有明确纪年的西晋魂瓶共21件,占有明确纪年魂瓶总数的近四分之三,装饰也趋于成熟和程式化。然而,正当如日中天之际,浙东制瓷业却随着“永嘉南渡”发生了巨大转折。东晋初年,早期越窑青瓷业陷入衰落,出现了大量窑址停烧,出土瓷器种类和数量大量减少的情况。从东晋到南朝结束,时间跨度近四百年,而上虞发现的同期窑址仅十余处。结合相邻的宁波地区相关资料得知,上虞、宁波两地早期越窑窑址总数从东吴时期的150处以上锐减到东晋、南朝时期的不足20处。不但窑址数量大量减少,而且呈现出愈往后愈稀少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