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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即后代的堪舆学说。中国古代从帝王到一般平民,在选择墓葬地时,无不受到风水的影响,秦公帝王陵址的选择必受这种影响。
古代的堪舆学认为,风水有好坏之分,选择好地方,则子孙荫福;而选择坏地方,则祸患无穷,“山环水抱必有大发者”。实质上古代的风水除过迷信的东西外,还有很多合理的成分,是对自然环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因为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大多是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只是恰当充分地利用自然环境,才能找到好的地理位置,也才能使死者人土为安。

“气”在中国古代风水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庄子·外篇》:“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孟子·公孙丑》云:“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气是一种力,一种场,是不断流动着的。重浊的气属阴,轻清的气属阳,阴阳相对,生成万物。“葬者,乘生气也。夫阴阳之气,呛而为风,升而为云,降而为雨,行乎地中而为生气,行乎地中发而生乎万物……气行乎地中,其行也,因地之势;其聚也,因势之止,丘陇之骨,冈阜之支,气之所随,“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⑤。《青乌先生葬经》也云:“内气萌生,外气成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内气萌生,言穴暖而生万物也;外气成形,言山川融结而成形象也;生气萌于内,形象成于外,实相乘也。”《管氏地理指蒙》也云:“水随山而形,山界水而止,界分其域,止其逾越,聚其气而施耳。水无山则气散而不附,山无水则气塞而不理……山为实气,水为虚气。土愈高其气愈厚,水愈深其气愈大。土薄则气微,水浅则气弱。”葬者,乘生气也。
山和水对于风水学也尤为重要,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山有水之地是古代人选择居址和陵墓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是风水学非常讲究的。风水学对于自然山水的赞美,寄托着天地人合一的理想。他们也自称为“山水之士”。宋人郭熙在《山水训》中指出:“真山水之川谷,远望之以取其势,近看之以取其质。”
风水学实际上是集地质地理学、生态学、景观学、建筑学、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古代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它与营造学、选园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建筑理论的三大支柱。在中国数千年营造城镇、宫殿、寺庙、民居及陵墓的演变中,风水不仅是关于环境景观优选的理论,而且是满足人们心理和行为需要的易理思维。
风水学在秦汉时期已经形成,秦代大将蒙恬曾奉始皇命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蒙恬被赵高矫诏逼自杀,当时民间以为蒙恬之死应归罪于他“绝地脉”,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中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而阿意兴功……何乃罪地脉哉。”说明秦时已有“地脉”观念了。这与秦汉时的阴阳五行和缎纬迷信思想有关。其集大成者为晋人郭璞,经典著作有传说中的黄帝时人或西汉人青乌先生著《青乌先生葬经》和郭璞著《葬书》等。书中详细论述了选择墓葬地址的种种理论和必要。在《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关于陵墓风水等方面的内容。
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正与风水学有一定的关系。其陵址均选在山环水抱的高台地上,均经过堪舆学家的认真勘探。西垂陵区位于西汉水边的高台地上,地势高敞宽阔,陵墓正好修在大堡子山的顶部。凤翔雍城陵区处于雍城以南三峙原,南临渭河,北眺雍山,西依灵山,东接扶岐,位于周原的西部口因而土厚水深,利于坟墓的建造。
秦东陵修建在山环水绕的骊山西麓、浦水之边,地势高敞,能起到以山为陵的效果。秦始皇陵的选址更是经过认真的勘察,修建于骊山北麓,渭河在其陵墓的北面。骊山素以风景秀丽、富有温泉而享誉天下,早在西周时,周天子就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在此修建离宫别馆。秦始皇时继续在此修建离宫,已被考古资料证实,在唐华清宫遗址下,发现了大量秦时的建筑材料。始皇陵正处在“背依山峰、面临平原的山冲”之地,处于骊山北坡的大水沟和风王沟之间的开阔地带,位当渭河南岸三级阶地与骊山山地之间的台原上,不但地势较东西为高,而且受东西两侧水流的拱卫,是一处极为理想的墓地。正如北魏骊道元在《水经·渭水注)中记载的:“秦始皇大兴厚葬,营建家扩于哪戎之山,其阴多金,其阳多玉,始皇贪其美名,因而葬焉。”虽然选始皇陵址时秦始皇尚年幼,未免知道其风水好坏,但当时的皇太后及垂相一定是对陵墓所在地的风水进行一番评估后,然后才选定的。
古代陵墓之所以选在土厚水深之处,一方面是由于古代帝王盛行厚葬。又怕被人盗掘,所以陵墓一般挖得很深,给盗墓者造成一定的困难,正如<吕氏春秋》所云:“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扣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也。”《大汉原陵秘葬经》云:“立家安坟,须籍来山去水。择地斩草,家穴高深。”其意为挖坟埋人之地须背山靠水,坟要挖在高处,这样墓穴才可挖得深。秦公帝王陵的选址均考虑了以上因素,均选在山形山胜之处。
总之,秦公帝王陵之所以能形成四大陵区,并由西向东发展,一是与秦国国力的强大不断向东扩展国土有关,二是受风水的影响。有学者曾提出秦公帝王陵的形成受昭穆制度的影响,但缺乏足够的证据。根据秦人的发展史,秦人的性格特征,及秦人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判断,秦人很少受儒家及传统观念的束缚,而是按照实用主义的功利价值观办事,未受到西周昭穆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