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对公共服务供给与绩效评价的研究不断深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公共服务与绩效评价的理论体系。殡葬服务作为一项特殊的公共服务，理应以公共服务供给与绩效评价为核心，优化供给模式与评价机制，强化评价结果导向应用，以推动殡葬服务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的双提升。张楠迪扬认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两个重要维度是精细化和回应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应当结合行政主导、行政供给以及社会供给者三大主导力量。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吴克昌、杨修文认为，公共服务供给“智慧化”是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的一条有效途径，文章通过对公共服务的传统供给模式以及智慧化供给模式这两者的比较，提出建立合作式、区域一体化等协调、高效的综合型模式，以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效率，缓解调和由公共服务供给不均带来的复杂社会问题。郭明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层面，存在着许多类型多样的社会组织，它起到联结和维持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尤其是在为民众提供基本服务以及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出通过以政府委托、政府授权、政府购买等方式，搭建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协同创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刘振中、李志阳认为，新消费时代公共服务供需两侧有很大差异，函需从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手，提升公共服务供给品质、切实落实公共服务政策、改革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供给体系，使人民群众在公共服务方面有更好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体验。

    科学严格的绩效评价制度是降低公共服务成本、提供公共服务质量、更加精准地满足群众需求的根本保证。舒银燕、范亚舟认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制度不健全、公众参与度较低和评价透明度不高，使得绩效评价对政府绩效改善的促进作用有限，同时也制约了评价结果对改善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用发挥。应通过推行规范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强化评价结果使用与扩散、创新动态监测机制以及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多种方式，切实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工作，大幅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宁靓、赵立波、张卓群认为，公共服务供给应实行精准管理，以需求、决策、流程和绩效评价几方面着手，积极发挥社会组织、企业、政府以及社会群众的主导和参与作用，使其相互配合支持、交流互动，实现公共服务投入与社会公众需求的“供需匹配”和“高质高效”。孟华认为，公民满意度与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是息息相关的，绩效评估只有以公共服务为重心，以满足公众需求为主线，通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改善，相应地提升公民满意度。因此，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是将评价侧重于人民群众的需求，增加公共服务水平的有效方式。姜晓萍、康健认为，构建契合中国场景的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体系，既需要突破理论认知分歧与评价维度之争，更需要反思如何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价值目标与政策目标，由此提出了以“实现程度”作为均等化评价的新视角，兼顾结果导向与过程控制的双重特质，从均等化政策的目标达成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保障度、基本公共产品的质量有效度以及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满意度等多维视角进行监测，以推进我国民生保障制度体系的调适和优化。朱玉莲认为，绩效考评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平衡计分卡基础上，坚持战略目标紧贴国家政策，遵循弹性指标监管以及评价指标可量化、容易实施等原则，从而推动其成为公共服务机构绩效评价的有效工具，大力推动公共服务的水平优化，能够满足目前群众对公共服务供给的需求。张瑞林、王晓芳、王先亮认为，在当前的公共服务绩效管理过程中，存在绩效管理概念和导向认识不足、指标内容与战略使命脱节、绩效评估缺乏公众参与、评估指标缺乏政府业务成本核算等问题，这些均是导致公共服务供给达不到人民群众主观愿望的根本原因。因此，适时引入“平衡计分卡”管理模式，能够起到有效缓解公共服务绩效管理的,/疾，从而保障政府绩效管理能够有效运行，公共服务事业能够健康发展。褚添有认为，在多年的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实践中，绩效管理存在诸多的限制或障碍，如目标多元、抽象笼统、组织障碍、难以量化等等。而在公共服务绩效管理的改进途径中，“因地制宜”地设计绩效指标是十分必要的，以殡葬服务为例，各地的丧葬习俗和社会经济水平均有所不同，导致殡葬服务供给存在地区差异性，若制订统一的绩效指标评价体系，既不公平也不适宜，评价结果也不具备广泛性和后期改进的可行性。因此，在公共服务绩效管理的障碍及其克服方面，可遵循国际通用的绩效评价标准，但更重要的是，要符合自身行业的内外部、主客观以及数量和质量的指标要求，且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灵活性，以便于后期的修正和改进，达到公共服务供给完美契合群众需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