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路直彝族课课支系的丧葬仪式中，圣事交流的方式包括展品或“所示之物”，行为或“所做之事”，详述如下:

    其一，展品或“所示之物”。仪式中的长者向仪式主体展示这些物品，意在唤起他的情感。在丧葬仪式中展示的圣物有祖灵牌、赶羊鞭和引路鸟等。祖灵牌是祖先遗像的抽象表达，是隐喻的死者，其制作过程神圣而庄严。首先，长子身披毡制法衣，头戴法帽，在呢颇的带领下往东边松林里寻祖灵树。经呢颇占卜后寻得祖灵树，先用事先准备好的蓝布把羊腿绑在此树根部，再用伞为其遮阳背回。《报恩经》说:“母背儿女十二年，子背父母一早上”。背到家后入灵堂，长子说:“母亲，我们回到家了，今后你要好好管家。”毕摩一边诵经，一边解下小青松。制作祖灵牌时，先用法刀截取约四寸长的树根，雕刻出人形。再把后亲带来的银子镶嵌在五官和身体各器官，男性死者镶12或14颗，女性死者镶14或16颗，位置不能弄错。否则，会致家人的相应器官生病。相传，有一男孩得眼疾，神婆占卜后说:“给祖灵牌镶银子时，眼睛的位置弄错了”经矫正后，眼睛才好。祖灵牌做好后，先用酒清洗，再贴上一片羊肉，寓意亡灵也是血肉之躯，再依次裹上蓝布、黑布、黑线(男死)或红线(女死)，最后将其固定在棠梨木板上，插在升斗里，放于祭坛上。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族人按照生者的世界建构起一个类似的亡魂世界。正如牛之于侃族，之于印度图达人的神圣性一样，羊也是古路直丧葬仪式中的一个文化符号。古路直彝族课课颇用羊做牺牲，献祭亡魂。男性死者献公羊，女性死者献母羊。毕摩诵起《献牲经》后，羊被陆续拉到棺材前，用香敲打头部三下后割下半块左耳，再用竹签串起，献于祭坛上。亡魂的羊只要用赶羊鞭来管理。于是，仪式主体制作“赶羊鞭”送给亡魂，帮助他把献祭的羊群赶到阴间。出殡时，毕摩清点羊耳的数目，每清点一只羊耳，就在一根剥光皮的松枝上刻一个符号。鲁宗庆毕摩说:“亡魂数不清楚有多少只羊的话，就数数这根赶羊鞭上有多少道痕就是了，跟古人结绳记事一个道理。”引路鸟用梧桐树雕刻而成，坐在竹编的鸟窝里，插在灵堂门上。死者是男性插在左边门上，死者是女性插在右边门上。出殡时送出去，由它负责为亡魂引路。

    其二，行为或“所做之事”。神话叙事与神话扮演往往相伴而生。西奥多·加斯特(Theodor Gaster)把仪式看作是对神话的表演。涂尔干认为，神话与仪式这二者具有维护和传达社会价值的功能。首先，神话的内容以象征性意义来传达社会价值。其次，它反映社会结构的某种特征。阈限期，长者要举行一些表演，表演的内容取自部落神话或宗教史诗中的某些情节。古路直的治丧过程中要吃后亲带来的肝胆，通过对传说的真实体会来减轻悲痛和思念。

    按古规，酒和肝由后亲带来。届时，后亲请来的呢颇手握法刀，一边吟唱《除思念》，一边喂众孝子孝女吃肝胆。通常，唱完一段祭辞，嫌一块肝片和一块肥肉放在法刀上，送给孝子孝女们吃。此习俗源于《晏郎行孝》的故事。很早以前，有一个名叫晏郎的人，幼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晏郎很孝顺母亲，但家境贫寒，只能艰难地度日。于是，晏郎出门到远方做工。晏郎走后，母亲在家天天盼儿归。天天盼、月月盼、年年盼，盼到三年三月三日，仍不见儿归来。母亲等得心发慌，便手拄拐棍上路找儿去。走呀走……第九十九天走到石头山脚时，已精疲力尽，无力再行走，只好爬到石洞里去歇脚。可是，一觉睡下就再也没醒来，从此，长眠在此。当晏郎家缠万贯归家时，却不见母亲踪影。他先后到日出的东方，日落的西方，星王的南方，七星的北方呼唤母亲，但没有回音，也不见踪影。只好回村问邻居，邻居告诉说，曾见手拄拐棍往石头山方向去了，从此一去不复返。晏郎听后下定决心去找母亲。可是，不熟路来不熟事，不熟地方不熟人，便请舅父来带路。甥舅上路找母去，共走了九十九天，翻越九十九座山，过了九十九条河，经过九十九座桥，终于在石头山脚石洞里找到了母亲。可是除了肝、胆和附在胆上的油还完好外，其余已全部腐烂。晏郎见状，悲痛万分，泪如雨下。舅父只好一边安慰，一边用长刀取肝、胆、油各一点托给晏郎吃下，以解除对母亲的思念，这就是除思念的由来。

    治丧过程中，孝子孝女们须头戴三角帽，以示对死者的怀念。此习俗源于目连得到仙人黄朝指点后，用三角帽撞开地府的栅栏，营救母亲的神话。仪式过程中的这些神话论述了“寓于社会群体的制度与活动中的根本现实，它论证了现存制度的来龙去脉，提供了道德的价值、社会差别与社会责任”，发挥了神话的道德喻教功能，塑造了当地社会重丧、重孝、重后亲的伦理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