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历来重视扩大国家对佛教的控制，其中限制寺庙数量是其用来削弱佛教世俗势力的方法之一。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扫定东夏时，便颁布了他的第一条抑佛救令，“有救伪乱地僧是非难识，州别一寺留三十僧，余者从俗”，即在作乱的州郡中，只允许有一座佛寺存在，寺众不得超过三十人，其余僧人均要还俗。睿宗先天二年(公元713年)下诏规定诸郡所有没有官府“寺额”的寺庙将被拆除“，德宗朝打压佛教时规定不得上奏置寺观及度人，睿宗朝虽虔诚护佑佛教，普度僧尼，支持译经，救建功德院等，但却也是限制的护佑，批评广兴土木、大造寺院的奢侈行为，并规定建造大型寺院，其体制规模必须遵照相关下达的诏书执行。当武宗朝灭佛达到顶峰时，曾于公元845年五月发布诏书，规定州郡一级寺院仅留一寺。由此可见统治者对于控制佛寺数量多寡的重视，也体现出拥有合法身份即“寺额”对于一座寺院的重要性。

    赐额，乃由官府颁给寺额制。其含义可借张弓言，即有两层:其一，给佛寺命名;其二，命名并给其国寺名额“。隋唐时期寺名命名承袭两晋南北朝之取名文化取向，或含“家国繁荣昌盛、安邦定国”之政治理念，或有“灵瑞祈福以求吉祥”之传统观念，或是更高层次的宣扬“佛教经法义理”之宗教含义。赐额是为了便于管理。论及国寺名额，前文所述盛唐时确定了国力能承受的寺数，故而作“定数”，此后只有得到朝廷额制的才是合法寺。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司马光回应薛平请额道:“盖官赐额者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说明此时(值吐蕃占领敦煌中期)官寺寺额己然紧张。据李正宇研究可知，西凉至隋约一百八十多年间敦煌佛寺皆为僧寺，未发现尼寺，而唐五代至宋时期僧、尼寺皆有‘。救建寺院担负为皇帝本人或皇室成员祈福之责，官寺更是肩负着为国家祈福和为国家服务的重任a。现将唐中后期五代宋初，即吐蕃发展至归义军时期的十七所官寺寺名由来及赐额情况逐一探析。同时根据《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两《高僧传》及《旧唐书》、《新唐书》两《唐书》中唐高僧于寺院较集中州治所或佛教胜地行止初见寺院，将涉及的各地建寺情况略作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