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女性的角色相对固定，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统治地位决定了男权社会话语将女性意识遮蔽或扭曲，使女性一向缺乏追求生命体验的主动性，一向以对命运的承受作为结局。但是女性所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又使她们在男权世界中对生命的感受最为真切。中国现代小说中将死亡叙事的权利交给了女性，就使女性意识中的直觉和体验开始了生命的自我拯救。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使西方女权运动理论传入中国。女权运动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对女性的伦理道德教育和女性心智的成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五四女作家的创作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随着“人的文学”的提倡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沉睡多年的女性意识被唤醒，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表现在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是一番清越超脱的情致。女作家的思想信仰、知识结构和人生价值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女性的独立人格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她们首先从知识女性的角度关注女性的现实生存境况。石评梅、庐隐等女作家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发出呐喊，生存的极度苦闷使她们的死亡情结植根于心，不幸的身世化为不幸的歌哭，强化着生死无常的生命体验，她们将生命、爱情与现实的冲撞直接宣泄在创作中，发出了对人生对时代对信仰的哀叹和对中国妇女命运的深沉思考。石评梅在《弃妇》中借助讲述“表嫂”的故事抒发女性命运的幽怨和封建礼教的阴森。庐隐的《或人的悲哀》和《丽石的日记》中，主人公的死亡都是缘于人对社会的幻灭，从中可见女性青年的烦恼和苦闷，人生被归结为一场噩梦。冯沉君的《隔绝之后》、《潜悼》和《贞妇》，借助身体符码，用生命做代价，批判封建社会的权力束缚，控诉礼教的僵化和吃人本质，与礼教进行最严峻的抗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代和思想开放的背景下，西学东译中基督教文化的广泛传播，《圣经》进入现代作家的阅读视野，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初步认同，基督教把钉在十字架上鲜血淋漓的耶稣作为崇拜的对象，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折磨都是灵魂的拷打，只有这样才能听到上帝的召唤，获得救赎。杨剑龙在《论“五四”小说中的基督精神》一文中，阐释了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作家接受这种文化的自觉性。女作家庐隐的小说作品充满了悲剧色彩和感伤的情怀，《象牙戒指》中用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细腻的心理刻画，描写张沁珠伤痕累累的爱情与死亡不可避免的相遇，个人的悲哀和时代的悲哀相吻合，表现了五四时期的新觉醒的人的情感要求;苏雪林细致描绘人物对耶稣基督的饭依;陈衡哲信奉人道主义，传播福音~·…女作家的自我主体价值观念的增强，使这一时期的文学格外注重用基督教精神关爱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意义，带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特征和基督教文化的痕迹。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表现在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是一番清越超脱的情致。在冰心小说中，受到了基督教中博爱精神、忏悔精神和宽恕精神的影响，人物在死亡面前显出宽容和牺牲的意识;受到佛教生死轮回学的影响，又常常在生死面前顿悟。在冰心的审美视野中，文本世界的爱可以去疗救一切，《最后的安息》中聪明可爱的童养媳翠儿被婆婆折磨含冤死去，结尾处翠儿的死笼罩在基督教式的光芒之中，虽然文本严峻的悲剧性收到了一定的削弱，爱的哲学超越死亡成就了生死之间的温柔对话，文本世界映射着作家内心的细腻柔和，所呈现出的诗意之美，形成了冰心小说的基本基调。

    现代小说死亡叙事的女性视角的选择虽不是从萧红开始，萧红的作品却最为独特。也许现代作家在死亡叙事中潜在地保有一定的性别立场，女作家萧红则一以贯之地在死亡主题的表层叙事之下，体现着特有的女性敏感。萧红从切身感受出发，从女性的生存经验和文化处境出发洞察历史，追问人生与人性的终极价值。《王阿嫂的死》(1933 )中的王阿嫂，《生死场》(1934)中的王婆，月英，《呼兰河传》(1940)中的小团圆媳妇，王大姑娘，《小城三月》(1941)中的翠姨，……几乎所有的女性人物都是悲剧的结局，萧红从不同层面揭示了女性的悲惨境遇。阶级压迫，旧的婚姻制度，父权社会，战争，生殖等，都构成了对女性生命的磨难，萧红的小说几乎都源于个人的生存体验，浸透着女性的悲哀和孤独，展现了在蒙昧的生存现实中，底层民众特别是女性生命像动物一样，任人宰割，无声无息，终至毁灭。

    女性的叙述视角利于捕捉丰富的想象，鲜明的细节和美丽的感觉。而萧红小说中的死亡叙事，并不停留于生死体验的感性认识。生命的有限性，时间的紧迫感，女性视角的直接与敏感使萧红小说的死亡叙事充满了生命的焦灼意识，并以独特纤细的风格表现出来。萧红倾注了内心的孤独与焦虑，通过死亡书写中的女性言说方式审视着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女性乃至人类的生存困境，承担着沉重的生死命题，在死亡体验中实现了文学的创造性与超越性，达到独树一帜的生命哲学的深刻境界。

    因为死亡的不可经验性，不可替代性，所以叙述只能是外部视角，作家永远只能凭借想象完成死亡叙事。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死亡叙述的承担者一度成为死亡故事的主角，比如余华的小说《死亡叙述》中以第一人称写作，卡车司机遇到车祸，被小女孩的亲人暴打致死的过程。叙述了全过程之后，结尾一句是:“我死了。”叙述者的任务到此结束。以逝者的视角来叙述死亡，推动叙事行为完成，并以此来观照现实人生，成为小说死亡叙事视角转变的独特尝试。这种外聚焦叙事模式最大限度保留生活的原生性与客观性，叙事主体的主体性被最大限度地克制，叙事接受主体的主体性相应被调动到最高点。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戛然而止，使叙述者迅速退场，这一叙事美学中“召唤结构”，以其不动声色的展示，既回避了人物内心世界，又给叙述接受者留下更多的空白，等待读者的生活经验和艺术接受能力去填空。

    概而言之，五四时期小说开始出现多元的叙事视角，叙述人处于同一个层次，从不同的角度对故事进行观照，从而突破了全知全能的单一视角的局限。多种叙述视角的尝试和转换，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视角转换的魅力，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