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美学是指把相关的媒体表现中的暴力元素提取出来，创造纯粹的形式主义美感，同时包括对艺术加工过的暴力展现的审美体会。陈晓明说，审视现代以来暴力美学的传统，现代小说通过暴力美学展现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完成了它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这种评价，用在革命小说中比较恰当，用于所有现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未免有些含糊。陈文特别提到了“刀”在当代小说叙事中的决定作用。其实，作为暴力美学的叙事依赖对象，当代小说的底层叙事不是首次使用“刀”这一器具。追溯现代小说创作的历史，20年代末开始登陆文坛的施蛰存的小说中己经有了成功尝试。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施蛰存以《将军底头》《梅雨之夕》等实验性的小说创作撞击中国现代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厚重大门，这种尝试虽也获得了朱湘、叶圣陶、沈从文等的高度肯定，但长期以来，左翼文学评论家楼适夷的“代表着的乃是一种生活消解文学的现象”，“用这种新奇的美，他们填补生活的空虚”等评论占据文坛主要地位。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重写文学史”的背景下，施蛰存的小说创作再次逐渐得到肯定与欣赏。吴福辉认为，施蛰存接受了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弗洛伊德和英国心理学家霭理斯的影响，改变了《上元灯》那种小说的外部叙述方式，使之内在化，逼视着人们的内心世界，包括对无意识领域，对梦幻、性变态心理的开掘;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准确概括施蛰存小说的都市文学的现代性特征;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辟出专节介绍施蛰存小说，认为他是“现代心理小说的探索者”。李欧梵也撰文称赞施蛰存是“一个有原创性的作家，一个先锋，一个拓荒人”。所以，施蛰存小说的真正价值就在于他的审美形态的理性追求，对20世纪现代主义小说的建构做出了昭示后人的贡献。

    正如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所分析的，自五四作家起，非情节化已经成为现代小说结构的主要特点。施蛰存创作的十年间正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日益成熟的时期，作者说，"20年代末我读了奥地利心理分析小说家显尼志勒的许多作品，我心向往之，加紧了对这类小说的涉猎和勘察，不但翻译这些小说，还努力将心理分析移植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还将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和弗洛伊德的二重人格理论融入创作，体现出较为成熟的审美知觉。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潜意识是人类行为背后真正的内驱力，施蛰存将小说写作的触角伸向人的内心深处，去捕捉和解读支配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深层动机，展现人物在自身人格冲突下苦苦挣扎的苦闷，表现性的压抑和苦闷对人物的支配和操控。在《将军底头·自序》中，他说:“《鸡摩罗什》是写道和爱的冲突，《将军底头》却写种族和爱的冲突了。至于《石秀》一篇，我只是用力在描写一种性欲心理，而最后的《阿槛公主》，则目的只简单地在于把一个美丽的故事复活在我们眼前。”施蛰存摆脱古典小说的牵制，以人物的感觉作为小说结构的中心。在这里，历史人物是人格机构的矛盾，处在原欲和理性的斗争中。本能的驱使，宗教、民族教义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束缚，使得梁山好汉石秀、大唐将军花.惊定等各种历史人物的潜意识从纵深开掘，施蛰存小说将古代人内心对欲望的压抑和反抗过程展现给读者。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英雄献身战死沙场的死亡方式会被描写的激昂豪迈，表现出历史人物的人性光辉与魅力，体现为悲壮与崇高的审美风格。在施蛰存《将军底头》的死亡书写中，花惊定被爱的虚无和少女的嘲弄杀死，在种族矛盾和爱欲冲突之中花将军的悲剧浮现出来。

    《石秀》以《水浒传》中“石秀杀嫂”的故事为原型，放弃原著中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改为内聚焦的视角。比如小说中描写石秀对刀的感觉:“原来石秀好像在一刹那间觉得所有的美艳都就是恐怖雪亮的钢刀，寒光射眼，是美艳的，杀一个人，血花四溅，是美艳的，但同时也就得被称为恐怖;在黑夜中焚烧着宫室或大树林的火焰，是美艳的，但同时也就是恐怖;鸿酒泛着嫣红的颜色，饮了之后，醉眼花然，使人歌舞弹唱，何尝不是很美艳的，但其结果也得说是一个恐……”作者并不关注小说的历史意义，而是关注历史人物的灵魂存在，发掘被典籍掩盖的人物的人格冲突。运用内视角的方式，对人物精神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甚至带有一些冷酷去凸显人物的内心感受—被爱欲极度扭曲的石秀的心理和嗜血的美感。施蛰存的审美心理偏向于具象，内向，哀婉，带有一种内倾性的审美特征。在对历史人物的颠覆和解构中，创作主体依据对经验世界的把握而创造人物。在勾栏，娟女给石秀削梨时不小心被小刀割破了一个指头，石秀看到，“在那白哲，细腻，而又光洁的皮肤上，这样娇艳而美丽地流出了一缕朱红的血。创口是在左手的食指上，这嫣红的血缕沿着食指徐徐地淌下来，流成了一条半寸余长的红线，然后越过了指甲，如像一粒透明的红宝石，又像疾飞而逝的夏夜之流星，在不很明亮的灯光中闪过，直沉下去，滴到给桌面的影子所荫蔽着的地板上去了。”杀掉头陀和海和尚之后，石秀“混混沉沉地闻着从寒风中吹入鼻子的血腥气，看着手中紧握着的青光射眼的尖刀，有了‘天下一切事情，杀人是最最愉快的’这样的感觉。……”在叙事中混合着诗意的赞叹和施虐的狂欢，石秀想象:“如果把这柄尖刀，刺进了裸露着的潘巧云的肉体里去，那细洁而白净的肌肤上，留着鲜红的血，她的妖娇的头部痛苦地侧转着，黑润的头发悬挂下来一直披散在乳尖上，整齐的牙齿紧啮着朱红的舌尖或是下唇，四肢起着轻微而均匀的波颤，但想象着这样的情景，又岂不是很出奇地美丽的吗?况且，如果实行起这事来，同时还可以再杀一个迎儿，那一定也是照样地惊人的奇迹。”当杨雄把侍女迎儿砍死后，“正如石秀所预料着的一样，皓白的肌肤上，淌满了鲜红的血，手足兀自动弹着。石秀稍微震慑了一下，随后就觉得反而异常的安逸，和平。所有的纷乱，烦恼，暴躁，似乎都随着迎儿脖子里的血流完了。”小说描写杨雄杀潘巧云的过程中石秀的反应，“杨雄一步向前，把尖刀只一旋，先拖出了一个舌头。鲜血从两片薄薄的嘴唇间直洒出来，接着杨雄一边骂，一边将那妇人又一力从心窝里直割下去到小肚子，伸手进去取出了心肝五脏。石秀一一的看着，每刻一刀，只觉得一阵爽快。只是看到杨雄破着潘巧云的肚子倒反而觉得有些厌恶起来:蠢人，到底是个刽子手出身，会做出这种事来。随后看杨雄把潘巧云的四肢和两个乳房都割了下来，看着这些泛着最后的桃红色的肢体，石秀重又觉得一阵满足的愉快了。真是个奇观啊!分析下来，每一个肢体都是极美丽的。如果这些肢体合并拢来，能够再成为一个活着的女人，我是会得不顾着杨雄而抱持着她呢。”这些直接或间接的心理描写，将石秀潜意识中由一个性压抑和嫉妒产生的变态性格和深层动机挖掘出来，将由此而造成的一个虐待狂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暴力美学的独特魅力以及它所带来的特殊审美感受，给读者一种新奇而纯粹的审美上的满足。石秀因为性欲得不到满足，因为狠毒，因为原始生命力的蔓延而变得粗犷暴庆。

    与审美对象保持的足够距离使施蛰存能够以审美的心态写作，能够不动感情的叙述。零度写作的态度，和零度情感的参与，克制凝练的语气，使小说的暴力审美产生了陌生化的艺术效果。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中说，“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了使人感受事物·。·…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的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文学的陌生化，就是，打破无意识的习惯性。艺术的使命不在于毕恭毕敬模仿自然或者社会生活，而在于“加密”或“变形”，把本来平淡无奇的事物变得不同寻常，通过这样那样的艺术处理，唤起读者对生活的新鲜感受。与五四文学的丰富性相比，30年代的文学主潮已经从多元格局走向单一模式，施蛰存说:“普罗文学运动的巨潮震撼了中国文坛”，主流文学强调集体意识，强调文学为革命服务。而五四精神强调“人”的解放，“人性”的解放，施蛰存借鉴国外现代主义精神和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标新立异地探索“现代”，施蛰存在小说中宣扬本我，肯定人的物质性的存在，意即“发掘出一点人性”，这不能不说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实践。

    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自我存在意识和认知意识产生最重要的依据。架空的时空，也是对中国传统叙事审美理念的突破。以1935年施蛰存退出《现代》为界限，前期的心理分析小说和后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成为创作主体创作转型的见证。三十年代小说架空时间和空间的叙事方式，并不是偶然。鲁迅的《故事新编》，之后郭沫若的诸多史剧，艺术上的创新，带来了新的审美效果。小说虚化了时空，突出了人物在社会伦理和自身人性之间两难选择的尴尬。

    死亡叙事的暴力美学共同指向复杂的人性，历史背景的虚化，时间没有了明确的特征，人物可以脱离了小说提供的历史时代而存在，死亡叙事得到了更多的探索人物心理的自由。施蛰存从人的角度来解读历史人物，不守清规的佛教弟子鸡摩罗什，天下第一毒人石秀，败军之将花惊定，他们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却也从小说文本中获得了合理的解释。从艺术创新的角度看，死亡叙事中表现出来的暴力审美的倾向，也是一种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现代性是指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和价值标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人的发现与文学的自觉。其价值建构中既融合了西方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也融合了西方的非理性精神和生命意识。所以，自由暴力美学体现出审美的现代性，而不是启蒙的现代性。

    20世纪90年代，死亡叙事的审美尝试已经进行的如火如茶。当代作家余华说:“暴力因为其形式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可是那种形式让我感到是一出现代主义的悲剧·~…在暴力和混乱面前，文明只是一个口号，秩序成了伪饰。”余华、莫言等作家将死亡叙事中的暴力美学推向了极致，小说《现实一种》、《死亡叙述》、《红高粱》系列、《檀香刑》用暴力、死亡、血腥等组成了强悍的先锋主题话语，形成了极具审美艺术张力的文本，死亡叙事的暴力美学在这些作家手上达到了巅峰状态。暴力美学表面上弱化了教化功能和道德审判，但就小说来讲，实际上是作者把审美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了读者，它意味着小说只提供一种形式上的审美，内在的艺术观念需要给文学自由的空间，具备自由选择的权利。当代小说的死亡叙事研究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们在纷繁复杂的叙事表层之下把握小说的内在用意。作家试图用这种尝试唤起读者对人的感知，对自然存在的人的生命欲望生命价值的感知，对人性的过度伸张。在当代小说家手中，暴力叙事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被反复演绎，暴力审美的穿透力和影响力也己被广泛接受，在突破传统审美的同时，应该归还文学真正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