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普遍认为魏晋承汉代传统，总体上“以孝治天下”是它的基本国策。研究魏晋教化必须围绕以孝治国理念。因此有关魏晋“孝行”、“孝道”及“孝文化”问题，也是研究魏晋时期的重要课题。
胡和平《浅议“魏晋以孝治天下’，》，作者探讨了魏晋“以孝治天下”的原因及其基本特点，指出社会、官方与民间承汉之传统的崇尚孝道，但基于魏晋以篡立国及魏晋士族社会的性质等社会历史背景，使孝道的虚伪性、欺骗性增强了。毛颖《孝道与六朝丧葬文化》，指出六朝时期儒佛道三教求同于孝道，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生死观和丧葬习俗。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养老与敬老之风》，该论文列举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养老敬老的事迹，从政府的尊老敬老到民间践行孝道都有论及，是研究魏晋孝文化的一篇重要的参考论文。
谭洁《魏晋时期的孝道观》，认为魏晋时期的孝道观具体表现为五大特征:(1)自然亲爱为孝;(2)生孝重于死孝;(3)大孝为期盼父母之长生;(4)孝亲先于忠君;(5)至孝必有报应。孔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伦理设计及其实施方案》，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儒、释、道思想既相互碰撞又相互吸收。这时期的基本特色表现在伦理思想领域，就是社会伦理规范的多元化、实施方案多样化。它是以后思想界三教合流的先声，同时也为隋唐政治大一统及社会正常运行提供了丰富的、可供借鉴的思想素材。
王仁磊《伦理与实践:魏晋南北朝孝道述论》，作者从尊敬父母与赡养老人两个方面，即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探讨了儒家倡导的孝道伦理在魏晋南北朝的实践经验。同时阐述了孝先于忠、避讳的盛行和孝感故事的兴起，成为该时期孝道伦理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的鲜明特色。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对“孝”的提倡以及法律上的强制规定，儿子赡养老人的社会民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普遍存在，并形成了赡养型家庭的道德伦理观。
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分析了魏晋亲先于君，孝先于忠观念的成因及发展脉络。认为自汉以至三国君亲之间是容许有所选择的，自晋以后，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并且因现实政治的需要加强并发展了这种观点。王新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忠孝之辨与避讳》，认为魏晋时期由于忠孝观念的偏移，孝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忠的观念则被漠视了，但家讳的范围及力度较之前代的两汉及后代的唐宋都比较突出，而避帝王名字的国讳则较少。杨振华《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魏晋时期孝文化的特征，主要是对《孝经》的重视，以孝治天下成为历代统治者治国理念的基本政策。
刘强《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梯之风》和鲁红平《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忠孝观》，这两篇论文都是以《世说新语》为研究内容，通过书中记载的言行事迹研究魏晋时期的孝文化。通过这个视角对魏晋时期孝文化进行研究和分析。朱明勋《论魏晋六朝的<孝经>研究》，该论文中作者选取了孝文化发展中的一个视角进行研究，从《孝经》发展的历史素材研究孝文化，拓展了研究传统孝文化的新领域。张宏慧《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孝”文化心态探论》，在列举魏晋南北朝时期种种孝行之后，总结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孝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指出魏晋统治者以孝为政治服务才是这时期孝风昌盛的根本原因。
李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详细阐述了魏晋时期的“孝行”，总结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孝先于忠”，并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特点，指出“孝”是政权封建化的特征之一。贾宇《玄儒思想影响下的两晋孝观念演变》，从玄儒两家在两晋时期的兴衰，探究在此影响下的孝文化的演变，指出孝观念在玄学与儒学的相互作用下，从魏晋时代开始获得了新的契机，并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孝文化的专著对本文的考察也有重要的启发意义。肖忠群《孝与中国文化》，张锡勤、柴文华主编的《中国伦理道德变迁史稿》。⑦以上研究成果多以伦理学角度对魏晋时期的孝行、孝道及孝文化进行了论述，研究的重心主要在于对魏晋时期“孝先于忠”观念成因的分析及其影响的探讨，鲜有专门提及孝与教化关系，既使偶有提及也叙述的较为简略，这为笔者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孝与教化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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