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世界，告别和埋葬是最重要的仪式之一，人们相信成功的仪式可以为死者的来世带来安宁，同时确保社会稳定;如果仪式做得不够好，厄运就会降临到一个群体身上。这一信念使葬礼仪式成为一项特殊的义务，成为社区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死亡及其纪念活动就与社区生活密不可分，通常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由社区参与的、公开的纪念仪式的举行也意在帮助哀悼者缓和悲痛心情。通过这些仪式的特定阶段，社区参与到哀悼的过程中，从哀悼者手中接过死亡的重担。对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个仪式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行为。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华南陵园,

    一些社会学家认为，随着西方的现代化和世俗化，建立在克服未知基础上的哀悼观念发生了变化。与18世纪或更早以前的哀悼仪式相比，主要的迹象是今天的哀悼活动显著减少。除此之外，哀悼的负担从社区转移到了个人身上。火化的做法导致了个人与哀悼仪式的分离，哀悼仪式往往无法满足世俗和宗教的哀悼者的需求，火葬场被视为有传送带的工厂。建筑史学家詹姆斯·史蒂文斯·柯尔(James Stevens Curl)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火葬行为本身没有一个适当的礼拜仪式，或者确实没有一个约定的仪式。通常在土葬时，社区参与者会跟随哀悼者到达墓前，做出最后的告别;然而，随着火葬的出现，越来越少的人愿意看到火葬完成，从集体哀悼到个人哀悼的转变在几个世纪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认为，当代社会的重点是幸存者接受死亡，现代社会强调哀悼者对死亡的接受，公开展示强烈的情感被认为是奇怪的，甚至是不恰当的。

    我国大多数墓园都缺乏个人哀悼的私密空间，人流、车流、噪声所带来的强烈干扰影响了人们本应持有的情绪。其嘈杂的环境要归因于当代城市丧葬体系近乎“工业化”的操作模式。其中多个同时进行的仪式、局促的等候空间、花圈焚烧的烟尘、停车场的熙来攘往等因素使得哀悼仪式成为一项被迫迅速结束的流程，缺乏对哀悼者应有的隐私及尊严的重视。与之相反，位于斯德哥尔摩的林中墓园在一组建筑中提供了三个相联系的举行仪式的教堂，用庭院相隔仪式可以同时进行且保证哀悼的私密性。同样地，阿尔瓦·阿尔托的玛尔摩墓园利用独立组团、独立入口、独立流线，通过营造院落与创造日常住宅程度营造出场所感，使告别仪式更加日常，在丧葬“准工业流程”的条件下，仍然给予丧葬仪式富有人情味的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