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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时代倾向于老庄思想

来源:2021-02-05 09:41:48
    义熙八年(412 )刘毅盟友谢混以伪诏罪被处刑,刘毅也败死,不得不以从刘裕的谢灵运,归任后连哀悼谢混的时间都没有,出任刘裕近亲刘道怜、刘义符谐议参军与中书、兼任黄门侍郎,作为朝廷与刘裕一派的联系。在刘裕权势极盛的义熙十四年(418),正如前文所说的那样,谢灵运作为朝廷使者出席彭城之宴,刘裕即位之后作为刘义符的左卫卒(C5品)辅佐太子。
    其时,颜延之(384-456)也担任刘义符的参军、舍人(C7品),与谢灵运同僚。二人接近刘裕第二子刘义真,梦想着掌握权势,永初3年(422)刘裕病重,受其信任的徐羡之、傅亮等先下手为强,刘义真左迁为南予州刺史,颜延之左迁为予章太守、谢灵运左迁为永嘉太守,发动了小规模的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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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嘉时代倾向于老庄思想

    在《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一诗中,灵运以春秋战国时期的李牧、郑克身体上的障碍比喻自己的短见,如是说道:
    良时不见遗,丑状不成恶。曰余亦支离,依方早有慕。
    李牧、郑克受惠于好的时代,没有受到排斥,也没有因其丑陋的容貌被厌恶。而自己像支离疏一样,生于俗世,把他们作为典范,羡慕他们。支离疏是《庄子·人间世》篇中不寻常的残疾者。“依方”也出自《庄子》,其大宗师篇云:“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然而,大宗师篇中,接下来是这样说的:“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地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即人得至道者,或者跟从道(道术)而无为(无事)。灵运表面上为自己的不成熟后悔,但事实上却是表达自己跟从道术的理想。因此末句“将穷山海迹”,踏破方外之地,“永绝赏心悟”,断绝与都城里的朋友探求文义(文章谈义)。(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是同样的应对。)
    永嘉赴任之后所作的《七里獭》一诗,有如下的叙述:
    遭物悼迁斥,存期得要妙。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消。
      (直到前句的)触景而生自身贬滴之叹,等待隐遁之机,欲得“要妙”。心中抱着“上皇”的道德,不在乎今人的讥讽。⑦关于“要妙”,李善注虽引《老子》第四章,但这一章对道的说明里并未见“要妙”一语,采用第二十七章最后秘诀、要谛的意义。李善注记道:“庄子曰:此谓要妙也。”但《庄子》中并无此语。“上皇”出自《庄子·天运篇》。值得留意的是,灵运在表达自己心情的重要场合时,往往引用《庄子》。无论怎样,灵运的思想都可以用老庄思想来解释。
    诸如此类用到家语言表述自己理念的地方,还有例如“恬知既已交,缮性自此出。”(((登永嘉绿嶂山》诗)中的“恬知”、“缮性”出自《庄子·缮性篇》;“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斋中读书诗)})中的“达生”出自《庄子·达生篇》。福永光司认为灵运在永嘉左迁一年与始宁隐楼期(期间包含出仕)表达老庄思想最多。
    但是,永嘉时期,灵运对佛教思想的关注仍然很高,其显著例子为《辨宗论》。关于《辨宗论》,汤用彤推断“斯论之作,在康乐为永嘉太守时,即永初三年七月至景平元年秋也。”高华平等对此表示支持。根据顾绍柏的看法,此论“与同游诸道人辩论是在永嘉;而与纲、琳辩论是在永嘉、虎丘两地,与王弘辩论是在永嘉、江州之间,并以书面形式进行。”推定是在永嘉、虎丘、江州通过书面进行的辩论。在《辨宗论》里,灵运折中孔子、释迎二说,支持达到圣人之道的竺道生的“顿悟说”。福永光司对此观点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上所述,理一宇宙的终极真理一到底为是什么,理又如何体会和得到呢?”首先,灵运认为中国人的理(道)与印度人的理的终极必须是相同的,至于如何体会和得到道,灵运的回答是“顿悟说”。福永指出的最重要的一点“于谢灵运而言,支撑其顿悟说的基础,是老庄的自然的思想。对于他来说,顿悟说是基于老庄思想,对佛教进行解释的解脱的中国的理论。我们不是首先应该关注谢灵运顿悟说中老庄的特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