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徽州宗族社会中，墓地为家族共有，同一家族往往葬于一处。同时，宗族亦将本族墓地视为家族根本，和宗祠统一起到“敬宗收族”的功能。共有财产的现实与根本地位的认同使得墓地纠纷通常会涉及整个家族和宗族的利益，因此当诉讼发生时，整个家族甚至整个宗族都会卷人其中。实际上家族也会要求在涉及墓地纠纷时，每个族人都要贡献自身的力量，不得帮助外族:“外姓有强葬及侵界、伐荫等患，协力公讨，受贿外袒者严惩于家庙，即讼于公庭勿贷。”如康熙五十年(1711)的叶著等控汪士案中，原告即为整个叶氏家族，包括叶著、叶萃等34名叶氏族人。尤其是涉及祖墓的诉讼时，更是全族之事，如雍正年(1726)汪陈两姓互控案，两族均是阖族皆出。虽然诉讼涉及全族利益，但大部分情况下家族都会推举族内士绅作为诉讼原告代表。这些士绅大都拥有功名，与本地官府有着天然的联系如同治三年(1864)许元剑等诉邻村地棍汪德富等案中，原告即是“署池州营千总事，芜采营千总蓝翎守备”许元剑及其堂弟堂侄等人。而官府亦肯定士绅的行动，甚至赋予他们进一步行动的权力，“许该绅赴县指名控告”，“许该生等指名呈察。从清代徽州宗族社会的结构来看，士绅属于家族内部权力的主要掌握者，又有可能是国家和地方的统治阶层，双重属性下的士绅阶层能够顺利地达到家族诉讼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