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以来，允许棺梓入城，成为一项非常荣遇。光绪朝《大清会典》:“官员卒于任所，及其父母妻之丧，枢回原籍，由部知照该地方官，准其入城治丧，并给发沿途照验执照。若枢回京，不准入城。系二品以上大臣，由部专奏请旨。”福格《听雨丛谈》卷一一“入城治丧”条有完整记述:“向来职官卒于任所者，灵枢回籍，路经州县城池，均准穿行，到籍日，亦准入城治丧。非没于任所者弗预也。若省会城垣，非勋绩大吏、阵亡官员，向不能入，与外州县稍有区别，皆谓之遵例入城者也。帝城尊严，凡遇赐溢大臣、阵亡将帅，须奉有旨，方准入城治丧。礼臣议恤者，所亦不及，故一时视入城治丧之典，荣于得溢。”光绪八年礼部的一份相关咨文显示，在京官员病故，由其家人取具同乡京官印结粘连投递，由礼部发给本家执照，以便沿途照验，另外，发给该省巡抚转伤遵照。

    其实，即便家在城外，枢亦不进家门。这是明清时期一项普遍存在的习俗。康熙二十六年礼部文件中，己指明此点。此外，《清经世文编》收录张生洲《枢不入门辨》:“俗有违其乡死者，枢归不入门，因殡于外。’，《续编》又录邓瑶《丧归宜入家论》:“不幸以客死，丧抵里门，为之子孙者，乃不迎请入室，遴送之荒郊墟陇间。”“盖有舆尸入门，其家不利之说。”③可见这一问题应带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