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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双修及作者的创作意图

来源:2021-09-10 14:17:44
    《金瓶梅》问世于嘉靖年间,作者的创作受到藏密双修文化的影响。小说中胡僧出现于第49回,西门庆在永福寺为蔡状元送行,却“不因不由’,、“信步”走入云游僧念经的禅堂得遇胡僧。作者安排西门庆在此与胡僧相遇是因缘而遇、因缘使然。此僧“形骨古怪,相貌掐搜”,“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鸡蜡箍儿,穿一领肉红直掇。颇下鬓须乱柞,头上有一脑光檐”,肖极男性性器官,颇具神秘色彩。胡僧本是异族,外形与中土人民迥异,从以往作家笔下的文学作品可以了解到的胡僧形象多“长耳浓眉”、“深目高鼻”,形貌虽奇特,却也是胡僧本来面目,符合客观实际,但作者笔下胡僧的体貌特征已与实际情况无关,而是虚化成为一种性符号。西门庆问其来历,答曰“西域天竺国密松林齐腰峰寒庭寺下来的胡僧,云游至此,施药济人”,其中的“密松林”与“齐腰峰”,皆作者虚拟地名,其寓意都与男性性器官有关。胡僧从永福寺走回西门庆家,比西门庆骑马还要快,累得袱安叫苦不迭,鞋都磨破了,胡僧却连气都不喘。西门庆盛情款待胡僧的酒菜,如“一龙戏二珠汤”、“裂破头高装肉包子”、“滋阴摔白酒”等,交替喻指男女性器官和男女性交,张竹坡连用14个“象”字将作者喻意呼出,借用、隐晦的手法充斥这段文字。这一板块的叙写可谓看点十足,达到了吸引世俗观众的目的。胡僧酒足饭饱之后,西门庆向其求得百十丸“形似鸡卵,色似鹅黄”的丸药及“二钱一块粉红膏儿”,且声明此药“非人不度,非人不传,专度有缘’,。西门庆要问他求药方,并诱以20两银子,胡僧回绝“贫僧乃出家之人,云游四方,要这资财何用?官人趁早收回去’,,吩咐西门庆每次药不可多用后就扬长而去。西门庆得胡僧药后,积极试药,享乐无限,却因多服此药精尽身亡。胡僧赠药“是促使西门庆由疯狂纵欲迅速走向自我毁灭的关键性情节”,西门庆触目惊心的死状是作者为达到劝人戒淫目的的着意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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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宗双修及作者的创作意图

     随着佛教世俗化,中土僧尼队伍中会有一些让人不齿的淫僧淫尼,在通俗小说中可以经常看到苏轼调侃式的讽刺:“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又有四句言语指责:“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是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而且作者都会描述他们放纵色欲的事实,暴露一些淫性艳事以便揭露和批判。但是作者塑造的胡僧形象没有表现淫,而且与书中的净土宗的佛教僧尼汲汲求利相比,他也没有卖药求财,但是为什么书中围绕胡僧出现的一些名词都让人联想到“性”,作者这样写不仅出于增加作品看点的考虑,亦且与密宗双修文化在明清传播所形成的宗教文化心理以及胡僧在民众心目中印象的折射有关。
    南怀瑾先生说的密宗“和释迩牟尼住世时代所说的修证方法,大有出入”,即对情欲态度有别。佛教戒律森严,一般来说是禁欲的,在世俗人的眼中佛门弟子应当首戒淫戒,《沙弥律》曰:“在家五戒,惟制邪淫。出家十戒,全断淫欲。但干犯世间一切男女,悉名破戒。”淫有正淫和邪淫之别,夫妇之淫称正淫,除此之外称为邪淫,在家惟戒邪淫,出家之后无正邪的分别,一切淫事,皆在禁之列。而密宗由于受印度性力派的影响,宣扬“大乐”思想,《金刚顶经》云:“离欲清净故,以染而调伏”,离欲致清净可得佛性,而换一种方式,大欲大染亦可得大乐、大净,染即是净,欲可得乐,从贪染入手,以染伏染,以欲制欲才可证得究竟佛法。密宗另一经典《大日经》中有一句话“方便为究竟”,密宗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可以不受约束,为修佛果,以欲制欲,通过性力的作用速达彼岸。
    密宗认为大宇宙能够显现于人的身体,男性是阳代表太阳,女性为阴代表月亮。阴和阳作为对立面,单独的存在都不是完美的,奥妙在于结合,藏传佛教相信阴与阳的结合而产生世界的真理。修行者如果能够控制性交,就能控制整个世界。所以宇宙的运行及天地间的创造都能在瑜伽行者的身体上得到反映。因此,与显教各宗认为身体是由各种不净物质组成的令人厌恶的整体不同,密宗高度重视修炼身体,依身起修,无上瑜伽部认为肉体身就显现出森罗万象的曼陀罗。人欲求得解脱,绝对要依托身体在现世的欲望中实践而成。《佛说秘密相经》中有一段教义:
        “尔时世尊大昆卢遮那如来,钻金刚手菩萨摩何萨言:善哉,善哉!金刚手,汝今当知彼金刚杆在莲华上者,为欲利乐广大饶益,施作诸佛最胜事业。是故于彼清净莲花之中,而金刚杆住于其上,乃入彼中,发起金刚真实持诵,然后金刚及彼莲华二事相击,成就二种清净乳相。一谓金刚乳相,二谓莲华乳相。于二相中出生一大菩萨妙善之相,复次出生一大菩萨猛恶之相。菩萨所现二种相者,但为调伏利益一切众生,由
    此出一切贤圣,成就一切殊胜事业。”
    这里标出的“金刚柞”和“莲花”为两尊之密处,代指“明王”的阳具和“明妃”的阴户,互相双运行事业即作种种交合之动作,以“莲花”为道场,一切皆由自己与对方之两人下体交合中而出生,可最终悟道成佛。密宗形象化地表现男女双修的欢喜佛像是方便和智慧合和的象征,二者结合交融显现出大乐的思想境界。
    密宗双修必须一步步严格地按照修行次第进行,男女要借助脉气、明点、拙火,长时间地交靖而不射精。必须明确的一点是,密宗对修行者的要求很高,修持双修法要求修行者法力炉火纯青时才可以,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规定显宗修好了才能修密宗,而显宗从基础到学完5部大论至少要用20年,如要修双修法,则修学年限更不可计了。按照索达吉堪布的说法,密宗只有少数大瑜伽士能够修习此法门,密宗修行者并不一定各个都得修学双身大法,密法的万千法门中,有很多种都与双身修法所要达到的目的不谋而合。而且密宗中能真正实修双运法的人非常少,故而密宗历来都不是最强调此种修法密宗,顾名思义是秘密的宗教,而双修法更是秘密中的绝密。密宗的教义和修行方法一般不向外人宣说,正因为世俗众生对男女两性关系最容易产生邪见,因此密宗的双修法被定为绝密法门。藏密“双修法”在元明两代影响很大,但中土真正能够修行之人少之又少。宫廷的皇帝并不能单纯靠几个上师传授就能修行真正的密法,普通民众仅仅只能透过密宗的神秘面纱窥伺一二,对双修的具体操作方法了了,且某些胡僧打着神圣双修的幌子搞世俗的淫乐的表演,双修法门被转移作为淫乐之道,致使人们产生了密宗是性修及其相关内容的特别标识的误解,武断地把密宗的双修与世人行淫等同起来,淫裹成为世俗人对胡僧的普遍印象。当时的中土人当然也包括作者根本就不了解此中真义。《金瓶梅》中胡僧只有赠药这一行为,而并没有宣说任何密宗双修方面的知识,这表明作者本人对藏密双修具体的操作详情并不了解,仅仅略知皮毛,停留在密宗的双修与两性有关的粗略了解以及密宗修习严禁泄精的模糊认识上。作者虚构的胡僧药可以达到“一歇十女,其精永不伤”的效果与密宗在发生性行为时尽可能的保持生命精液的要求是一致的。胡僧代表的密宗想要把欲转化为菩提心,并且是通过胡僧药来控制,每次不可多服,通过这样的方式有节制有章法的转化。可是以西门庆为代的世俗人却不懂得这样的方法,宗教的原则与世俗社会追求性快乐的要求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他们一味的放纵自己的淫欲,使之泛滥成灾将自己毁灭。告诫普通世人不要向法力求福,否则会将性命断送,可见作者塑造的胡僧虽有满足观众娱乐期待的心理需求,但他的基本价值取向仍然是劝人戒淫。
      《金瓶梅》中作者写胡僧这个神秘性角色时还混有道教色彩,胡僧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这丸药是道教的土特产,关于粉红膏儿的歌诀是《道藏》中记载的双修派的歌诀。作者对藏密只有一知半解,因此在创作胡僧这个形象时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生活环境的影响。总之,宫廷的秘戏,吹出的一些秘密之风以及民间胡僧形象的是影响作者选择胡僧作为叙写的对象的原因,但由作品中对道教的描述普遍可知,作者对道教很熟悉,他笔下的胡僧持有物是带有道教标签的房中药。
    《金瓶梅》问世之后,引发色情小说的泛滥,它的影响力无疑是巨大的。在色情小说作家笔下,宗教的介入不仅仅是其中的因果系统为作者卒章显志之用,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两性交靖提供药物、方法和技巧,肉欲场面的描写更为直露,和尚和道士成为性放纵的幕后推手,这种改变滥筋乎《金瓶梅》,但是其后情况稍稍有些改变,在这些情色小说中,大凡出现的人物是全真道士,道士作为宗教人士介入两性生活的比例要高于胡僧,这主要是因为密道两教都有男女双修的内容,且两教关于采补女性阴精及珍惜男性精液的观点是接近的。有些学者已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考定出印度密宗的形成和发展可能深受中国道教的影响,一些密咒、仪轨与道教有相似处,藏传佛教和汉地佛教都融有道教内容,而道教对密教影响甚深,这在很多研究道教和密教关系的学者方面已经得到证实。
    房中术作为一种保健医学产生之后,于汉代流入道教并依托道教成为“男女俱仙之道”。元初,道教中的全真教一派受到尊崇,后虽在忽必烈主持的释道辩论中,藏密代表八思巴战败道教,藏密成为国教,但道教的影响并没有减弱,仍然有一定的势力,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成吉思汗对丘处机颇为信赖,经常邀其讲道,并授予他掌道教之权力,由此,全真道迅速崛起,在元代发展到鼎盛,产生巨大影响。全真道强调性命双修,性是性气,天生的命是物质的,可指肉身。性命双修其实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关系处理问题,全真道主张深入探索身心关系,关注身体,侧重“生理”地修炼,把女性作为炼丹的鼎器,是一种内丹术。《性命圭旨》云:“离本汞居,为阴,故云离中玄女是铅家坎本铅居,为阳,故云坎内黄男名汞祖。二者相配,阴阳交合,即变纯乾,谓之取坎填离。”在双修过程中,男子不仅不能泄精,还要采女性真阴补己之元阳。鲁迅先生《中国文学史略》讲到了道教房中文化对当时文学创作的巨大影响:“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筛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成化至泰昌,道教房中术颇为流行,明代社会从上到下都热衷服食房中药。明朝有好几个皇帝死在房中药上,甚至被称为明朝第一相的张居正,也未能幸免。王世贞认为张居正“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泄之其下成痔”,是服食房中药过多而死。明光宗在位只1月,就因  “红丸案’尸丧命。
    据《野获编》卷27《释教盛衰》条载:“武宗极喜佛教,自列西番僧,叹唱无异。至托名大庆法王,铸印赐浩命。世宗留心斋蘸,置竺乾氏不谈。初年用二部侍郎赵磺言,刮正德所铸佛镀金一千三百两。晚年用真人陶仲文等议,至焚佛骨万二千斤。逮至今上,与两宫圣母首建慈寿万寿诸寺,俱在京师,弯丽冠海内。至度僧为替身出家,大开经厂,颁赐天下名刹殆遍。去焚佛骨时未二十年也。”武宗时佛教得势,世宗时对道教的崇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万历时佛教复又得势,佛道两教的命运随着时势的推移而转变。僧道徒世俗化,其佛、道文化互相渗透的现象就更为明显。佛教和道教在其世俗化的过程中,双身修炼的内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己脱离神圣和严谨的轨道,驶向色情和淫乱,胡僧和全真道士都打着既可成佛成仙,又可行乐的旗号,让世俗心灵为之迷醉,秽迹普遍流行。宗教里面的某些分支在纵欲的洪流中作了巨大的贡献,宗教人物主动介入两性生活也是晚明的时代特征。
    佛教中的密宗和道教的全真派都有性力崇拜的倾向,关于男女双修都有一定理论基础,色情小说当中的佛道人物和故事情节特点都受到佛道两教中这些流派的直接影响。但因道教在中土发一直挥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相对于密宗来说,它的价值观、仪轨与中华礼俗相去不远,人们对于道教的房中秘术理论更为熟悉,明代全真道士多举着可传吸精之法致长生不老的牌子云游,或靠此法亲试佳人,足迹遍地,风靡朝野。现实生活的这种倾向使作者们选择介入两性生活的宗教人士时多偏于全真道士,关于性爱描写内容的处理,作者们实际上偏向于用全真道的那一套房中秘术理论。
    在这类艳情小说中,全真道士经常充当传授采战技巧的角色,如《杏花天》中的封悦生得遇一称“在龙虎山牛降岩拜了明师修炼长生二十余年”的全真道士万纳子秘授房术:“左手拿住龟,右手摩顶梁。卧时数数百,前轻后重忙。但觉微精动,三肯谷道藏。急时小便缩,提起望明堂。辛酸频水洗,才得剑坚刚。一不我待匕临顶夺,诚心不要狂。尾尾依前法,龟身九寸长。炼形采补药,却病一身康。”或化身真人相助,《肉蒲团》中的“天际真人”为未央生做手术使其阳物变大,助其完成荒淫旅程。
    性爱描写多写男女采战,男女以对方作为自己的“药”,谁能掌握主动权从中获得补益谁就能青春永驻。从仙人处学得采战之术的素娥《株林野史》,54岁看起来却是“十七八岁的闺女”。《肉蒲团》中未央生的妻子在妓院学得“舍阴助阳”之绝技,把女性的阴精教男子吸入阳物,“由尾间而直上,径入丹田”,这堪比长生不老药,《姑妄言》第1回中一位“五尺身材,四旬年纪”的道士一见接引庵的小姑子,便心中一动,道:“好个炉子,是绝妙的鼎器。”后多次与这姑子交靖吸取阴精。另一则写到男女双方靡战,结果女主人公泄了真阴,马上衰老,遭受大创。((二刻拍案惊奇))第18回载甄监生与丫环春花采战,差一点就将精泄,“急按住身子,闭着一口气,将尾间往上一赶,如忍大便一般,才阻得不来”。《浪史》写浪子与文妃两人交欢,“过了两个时辰,便觉毽来,浪子却如忍小便的一般”,闭经不泄。
    道教房中术的男女交接之势频频出现。性描写因为全真道宗教文化的注入而充满了神秘感和看点,色情小说中的性描写频频与全真道相联系,乃“世俗社会对道教、道教人物、道教房中术己形成了一种心理认定,即道教神仙人物(无论男女)一房中高手、云雨专家。”借用全真道的典型影响力为自己所用,或添加神秘叙事,或使赤裸色欲描写更具可读可观性。客观上说,全真道在色情小说蓬勃发展发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