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烂侗寨对于村落有这样的认同:“摆下四方桌，四方四条凳，四面亲朋坐，听我赞寨村。【众合:是呀!)村脚是三人合抱的古树参天，村头有三围大的乌柏树盖地;乌鸦到此孵蛋，喜鹊喳喳贺喜。鼓楼高岁岁，顶上盖琉璃，檐下垂玉珠。结实又雄伟，百样美;花桥长又长，琉璃图上安，玉珠檐下装，富丽又堂皇，百样强。山青又水秀，胜过别的村乡。(众合:是呀!)”阳烂侗族赞美家园的思维，蕴涵了他们独特的民族信仰和审美原则。按照他们的信仰和审美原则，建造了自我的家园。这些家园要有树有鸟有鼓楼有花桥，还要山青水秀、田园风光，一旦现实不符合他们的信仰和审美，则会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符合自身栖居哲学的“风水’。他们立鼓楼、修花桥、引水、造井、挖塘等行为也都是在已经形成的信仰和审美原则的约束下进行的，如果扩大化来看，这些“约束”实质上也就是“文化的自觉”。文化自觉展现的是成为一种主动维护民族文化及其传统的力量，而在主动或被动的历史过程中，完成对文化整体过程的选择，形成文化认同。在个人层面上，文化认同影响着个人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同，引导着人们热爱和忠实于民族文化，从而保存和扩大着民族文化，并最终将其纳入个人的价值观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之中。在社会层面上，文化认同则以民族文化为凝聚力整合和辨识着多元文化中的人类群体，成为群体构成的一种类型—文化群体阳烂侗族对村落的风水认同既体现了个人层面上的深层心里结构，又展示了阳烂侗族作为一文化群体区别于他民族的差异所在。

    阳烂侗族的风水人文是整个侗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体现了文化体系的层次组合，而且更是说明了侗族“小社会”的有机结构。侗族从山脉水流的走向确定“龙脉’“风水”，是村落的位置选址，体现了文化体系的深层意识理解;再根据地形水流、具体位置，确立鼓楼、花桥、民居、庙宇等的修建，是为深层意识理解与社会有机结构的整合。因为鼓楼、花桥、民居、庙宇等的建立并不单纯只是为了满足民众内心深处对“信仰”与“审美”的需求，还具有促进“圆润良性”村落社会运行的效果。这些“效果”的根源最终还在于文化，也正是人与动物、群体与种属的区别所在。抑或，文化与其所代表的“传统”也并不如当初的我们所想像的那样“非理性’，即便是在今天看起来有点无厘头和缺乏逻辑性的“信仰”和“审美”也因为承载了悠久而无法复原的历史，在差别并不统一的传递、传承过程中，被再结构化或DIY，而成为了每个人自己的解说，难怪有多少个研究文化的人，也就存在着多少种对文化的理解与定义。既然如此，研究文化就没有意义了么?也许，我们应该将研究文化重新定性，研究它不是要证伪或证实某一社会事实，对其进行好坏、真假、对错的绝对二元对立的价值评判，而是期望通过这一行为理解他者的理解，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包容，诚如对阳烂侗族栖居文化的解读，在理解“主位”与“他者”的理解基础上，建构属于自我的认知与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