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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90年代至1911年中国主流社会的殡葬观念发

来源:2021-02-25 13:42:11
   
 这一时期受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政治运动的推动,西方文明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中国主流社会的观念特别是殡葬观念发生了明显变化。基督教广学会从科学与卫生的角度向中国人宣传改土葬为火葬的好处‘英与诸西国丧葬之制,棺有用木者、铁者、铅者
,兼有用木棺外加木停者,然棺埋地中日久,与骨肉共化,毒气不无发扬于上,或能中人,令成疾病。因亦有火葬,以期免此流毒者。兹据伦敦报,英人不愿火葬者渐少,故国中火葬遂多云。
    随着维新思潮的兴起,中国主流社会开始批判风水迷信思想,认为风水迷信思想是导致久停不葬陋习的根源之一。18%年,发表在《申报》上的僻说》一文指出‘然而中国今日竟有至愚、极陋、荒诞不经之习俗,始焉倡于奸民,继焉和于儒者,沿之数百年,累代明君贤相不能禁止,而重为外邦所姗笑者,莫如风水一说……闻南洋、逞罗、缅甸诸国以人之生辰分隶地、水、火、风;隶水者以水葬,则弃诸海;隶火者以火葬,则蟠以薪;隶风者以风葬,则于木末,侯其自化;惟隶地者始埋诸土;此其俗与中国大异。乃自中国风水之说兴,竟有人死数十年,家停十余枢而不得安葬于土者。例以死欲速朽之义,则中国虽皆以土葬,反不若水葬、火葬、风葬之泯然无迹矣。由此不难发现,在维新派看来,讲究风水的殡葬习俗是特别愚昧、粗陋和荒诞不经的,是被外国人所嘲笑的,而儒家对这一陋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1899年,有国人通过主流媒体向扬州知府进言,痛陈经年累月停棺不葬之弊,矛头直指风水迷信思想‘匕则惑于风水之说,谓富贵功名皆由吉地所致,牛眠雏伏,古有明征,故虽大家世族亦有以求地未获而停棺不葬者,年复一年,因循苟且,一旦家计中落,遂至无人顾问,而华屋作山邱者有之,野田妖狐兔者有之,此风水之误人也。”1900年,《京话报》发表《论风水》一文。此文逻辑严密,举证有力,从多个方面论证了重风水殡葬的荒谬性,特别是揭露了著名风水先生并未能给自己和后代带来好运的事实,进一步深入地批判了殡葬中的风水迷信‘世界上有一种行业,通地球上各国都没有,单是咱们中国有的,你说是什么?就是那风水先生……最可笑的,是那个坟地据他们讲究起来,说是‘人家坟地关乎子孙的祸福,若是葬了吉
地,子孙必定兴旺;葬了凶地,子孙必定衰败;这是屡试屡验、一点也不错的’。凑起来,这都是胡说。你想:人死之后,气也断了,血也干了,魂魄也散了,直挺挺地躺在棺材里头,不过是一个臭皮囊,无知无觉,跟一块石头、一根木头有什么分别?……印度、逞罗的风俗,人死后,都是火葬,他们并无坟地,何以这几国的子孙,也有贵有贱,有穷有富,有寿有夭,这是什么缘故呢?……欧美各国,人死了,都是葬在公地上的居多,挤在一块儿,若说他是吉地,何以他们子孙不家家兴旺?若说他是凶地,何以他们子孙不家家衰败呢?……这么看起来,‘风水’两字,都是术士造出来,赚人家钱的··…《葬经》是晋朝郭璞编的,他的风水很高明,他父母的坟地一定大吉,为什么他自己叫王敦杀了,连子孙都没有,是什么缘故呢?近来的风水先生,大半都学松江蒋大鸿,开口就说是蒋法。你瞧现在松江府,发达的人家也不少,何以蒋大鸿的子孙,竟没有人提得起来?他既是个瞧风水的名手,自然自己先找一块顶好的地,叫他子孙大发起来。难道他只会替人家找好地,自己倒不会找么?; 此文不用当时流行的文言文写成,而用白话文写成,显示出作者有着改变社会大众殡葬观念的意图。
    同时中国主流社会也开始批判自孟子起儒家就一直倡导的厚葬思想,指出“厚葬之说”也是久停不葬陋习的根源之二“一由于厚葬之说,谓丧礼为送死之大典,必竭其财力以为之。富豪之家修筑墓道务极壮观,丧舆在前,仪仗显赫,增华踵事,不厌周详,虽所费不货,而于家货固无损也。乃贫者尤而效之,亦欲以此为增色,自知力有不逮,而又虑草率从事,为戚党所警议,势不得不将棺暂屠野上,以冀他日获利再谋帘岁之安,继而故我,依然事难如愿,则又以火葬为省事之举。相习成风毫不为怪,而厚葬反足为害矣。
    这一时期中国主流社会对火葬的认识发生了分化,一边倒地抨击火葬的状况得以改变。一方面,不少官员和旧式知识分子仍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抨击火葬。有人专门对中日两国殡葬礼俗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火葬礼俗非常残酷‘旧本自持统天皇始用火葬,至今民俗以火葬为常,人死无大小敛,不齐、不衰、不哭、不踊,惟雇僧以药水拭尸体,使软如泥,乃令合掌跌坐,异至火葬场焚化,然后拾其烬骨盛小瓮,理之则残酷甚矣……日本维新前,事事缘饰儒术,独于火葬则忍而为之,近日刑法家冈田氏讥中国戮尸刑之残酷,而不知彼俗火葬残酷尤烈,积习既贯,虽学者亦相安于无形,此仲尼所以深恶作俑者也。; 一些人批评火葬污染环境和愚民:翠竹庵在老尼姑病死后,遵用佛门火葬例,举火焚尸,‘匕时碧焰飞腾,赤漂怒扇,腥风秽火,遗臭郊原,令人作十日恶。而愚夫愚妇犹谓芳香参透鼻,观下风膜拜默祷,喃喃一若恨不与之同往西方极乐世界者。愚人之愚一何可笑乃尔“本埠(上海)廿四坪等处遇有幼孩暴疡以及痘症而亡者,均于长至日晚间用火焚烧。愚民之愚,殊为可叹!前晚遥望隔江,红光烛天,秽气四煽,闻均系火焚幼孩棺枢。所望为民父母者严为禁止也!他们认为佛教对上述火葬行为难辞其咎“火葬本为恶俗,释氏创为此举,美其名曰茶昆,又造为火中舍利如两等,荒诞不经之言,文人学士亦有为其所欺,而据以为实者,居然笔之于书,油之于石。若辈乃更得计,而流毒因之无穷。
    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精英从经济、科学和卫生等方面重新审视了殡葬问题,开始提倡火葬。这一时期,康有为撰写了《大同书》,认为火葬最能体现孔子“丧欲速朽”之义,设想大同世界里用电化机器快速完成火葬。他说‘若推死者速朽之心,则火葬为最矣,然火葬烈烈,观者惨伤,亲者爱者实有不忍焉。千数百年行大同之时,机器日精,电化更奇,必有电化新机器,鼓动风转,顷刻足以化形骸骨肉于无有者,上复归于虚无,下散入于山谷……是全归于天也,无使掘地者有拾骸践骨之惨,无使居人者有葬地不洁之近,岂不善哉!于欲速朽之义至为迅速,大同之世莫若行此乎!”1902年,光复会重要成员蒋观云以道路为切入点,对比了中日、中西殡葬习俗,指出日本推行火葬和直桶式土葬,节省了广大土地;而中国道路往往是树木少、坟墓多;中国如不革除殡葬旧习,土地问题将越发严重。他说:“且吾中国之尤令人憎者,原阜陵麓之间累累然如疮痛、如麻瘫者,皆堆积人肉馅馒头之坟墓也。试游人国,其铁道线经于旷野之间,眼帘所接惟峰峦林木之相掩映而已。我中国之道路间可植之山、可耕之地,若以供死者之用,而为万鬼之城市焉、墟落焉。夫土地有尽,而生人无穷,以七尺之躯而必占寻丈之土,将化全国为墟墓,而尚不足于用。彼西人之于葬也,择一地层累而上,以与地平,而树石焉。日本多火葬,其土葬者,棺直桶式,而或在于寺院之内,或择一处而丛葬之,是故占地无多,而全国之内皆干净土焉。; }zo} 1905年,同盟会会员朱德裳在《新民丛报》发文,倡导火葬,抨击传统土葬习俗:“然全躯而葬与火化而葬二者不同,而火化者最优。西国火葬者鲜,中国尤以为厉禁也。……以有用之森林财产付之于陈死人,诚哉可惜,而且惑风水之说,阻矿山之利,其为害中于人国矣。但以卫生言之,若因循不改,吾恐千百年后墓地遍全国,无一干净土可以凿而饮之也。”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一时期行将结束时,清政府被迫由严禁火葬转变为有条件地、局部地使用火葬。1910年,肺鼠疫在东北、直隶、山东大面积爆发,导致46000余人丧命。这场瘟疫的爆发与近代化有关,与人类算计、盘剥、掠夺自然的传统生态伦理观密不可分。当时许多欧美商人热衷于贩卖中国产獭皮,在物质利益驱动下,山东人纷纷到东北猎杀旱獭。大肆猎杀旱獭的结果是,旱獭的病毒传播给了猎人,猎人又把病毒传播给了其他人,肺鼠疫沿着从东北到山东的铁路大规模地向人类侵袭。哈尔滨是这场瘟疫的重灾区,仅傅家甸一地就有5千人被肺鼠疫夺去生命。〔22〕有着西方留学背景的医学博士伍连德被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1911年1月,他巡视了哈尔滨郊外墓地,发现“粗陋的棺材和裸露的尸体绵延至少长达1英里,暴露在白雪覆盖的地面上,任凭风雪吹打。少数棺木钉固,但多数棺盖虚掩,甚至敞开”。他大为震惊,并意识到‘这种状况构成了对公共卫生的严重威胁,必须立即采取断然行动加以解决。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是集中火化。”但他感到某些看起来无法克服的困难横亘在自己面前,最大的困难来自中国人的儒家孝道观和祖宗崇拜观。他说“集中火化在当地未有先例。尤其是中国人对祖先的崇拜近乎宗教信仰,守护先人陵墓是孝道的标志之一。如此集中火化,会被看做对人性的裹读。为了避免公众的抗拒。似乎非得到一道上谕别无他途。”为此,他特意邀请那些敢于直面惨象的官员一同驱车身临其境,很快就与当地官员们达成共识:立即上奏朝廷,请求批准对这些尸体进行火化。fz3l他们在奏中说‘该处抛弃未葬之枢罗列二千具之多,材木脆薄,恶气熏蒸,非掘坑汇集火葬流毒不可’,‘疫气蔓延,死亡枕籍,仅事掩埋,决不足消灭余毒,况现在疫气并未见减,日毙百数十人,势不能不从速设法,斟酌再四,恐非从权暂准火葬,殊别无应急之法,并希迅伤地方官}}J切晓谕,免滋谣惑。”此事对清政府来说是相当棘手的,既要扑灭瘟疫,又要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第三天,外务部发来电报,通知奏请已获恩准。清政府在电报中说‘死欲速朽,古有明训,佛法慈悲,本崇火化,特习俗所在,孝子慈孙不忍出此,今疫染日厉,与其积尸酿疫染及全家,祖宗不祀,未能全生者之孝,愈以伤死者之心”。}z4〕显然,清政府殡葬观念的转变是被动的、谨慎的,它试图向公众说明:同意火葬是迫不得已之举,也是为了捍卫儒家孝道。但清政府这一转变无疑还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说明,生存危机会逼着人类调整伦理道德及礼俗。1911年1月31日,在伍连德的指挥下,2000多具尸体分成22堆火葬。这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集中火葬传染病死者尸体。也正是从这天起,哈尔滨瘟疫死亡数字持续下降,到3月2日再无鼠疫病例。火葬非但未滋生谣言和引发民众不满,反而安定了民心。fz3l清政府很宽心、很满意,于2月20日下达圣旨“现在哈尔滨等处成效较着,日见轻灭。民政部、东三省、直隶、山东各省督抚令各属赶速清理,务期早日扑灭,勿稍玩迟!; fzsl随后,以上部门与地方根据清政府这一指示相继推广了哈尔滨的火葬经验,成效显著。无疑的,这场瘟疫及其应对措施—火葬构成了对中国人儒家孝道观和祖宗崇拜观的一次强烈冲击。
    1911年4月,清政府出资白银10万两,在奉天(沈阳)举办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近代中国举办的第一次世界学术会议,11个国家34位医学代表与会。这次会议制定的《万国鼠疫会议决条陈》规定:处理“疫死尸身’,‘若用火葬,乃为最速、最妥而且最省俭之法。火葬之法,宜在距城或乡稍远之处择选方便之处,挖成大坑,以木柴、煤油合并焚之。由上可见,中国主流社会此时已经接受和形成了在非常时期采用火葬的观念,积累了用火葬防治瘟疫的经验,但还没有接纳在正常情况下采用火葬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