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汉文献记载中，苗人“惧怕鬼神之罚甚于法律之罚”。苗族传统村落社会中的人们深信“人不见，天眼见;人不罚，鬼神罚”这一报应法则的存在。但学者们对这一文化现象的解释，往往只简单地归因于苗族人认识水平的落后与无知，而忽略了这种文化现象的沉淀与苗族自身的文化生态及其所长期遭遇的皇权国家暴力之关系。在非集权的苗族村落社会结构中，基于缺乏专门的权力机构对秩序问题的处理，这种情景下如果有公正的国家司法干预的介入，则人们可不必采用神判这一秩序的最终解决方式。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可以认为，神判制度的长期存在并延续运作，与苗族村落社会的秩序处理得不到国家司法资源的救济有关，甚至是帝国司法权力压迫而产生的离心与逃避之后果。因为从有关苗民起义的档案资料记载中发现，在被封建王朝进行“国家化”的改土归流进程中，苗族村落社会一直不断被置于国家权力庇护的边缘之外，甚至还受到国家司法暴力的高强盘剥。《苗防备览》卷二十二就有“往时百户与办苗外委，多外间奸民承充，遇苗户事件，敲骨吸髓，无所不至，甚至一苗在案，合寨被害，致使苗民‘畏隶如官，畏官如神”，的记载。这些史料信息记载表明，封建帝国国家暴力支持的官吏对苗族乡民的极端压榨与盘剥，是清代前期苗民起义的导火线。例如，在乾嘉苗民起义的文献中有着当“逆苗困永绥时，群跃登山头，以刀指城中而厉呼之曰:‘问你太爷们，我苗子来告状还要规矩钱八千八百否?”，之记载。由这些充斥着对压迫与冤屈极端愤怒与仇恨的言行中可以窥见，在深受帝国暴力迫害的社会生态条件下，苗人有冤无处伸，从而选择了以命相搏、远离官非，并采取神栽方式化解纠纷的“理性”行动方式，进而使得神判的致序方式并不因帝国司法权力的介入而消解，而是得到了历史的强化，它与国家司法并存独立地处理苗族村落社会中的各类纠纷疑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