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村落社会能在“中央型政府”权力缺位的情况下，维系其原生社会结构的有序存在，是因为它自身拥有专司于社会秩序调节的“理”、“德”规范体系。这套被清乾隆皇帝称之为“苗例”的规范体系，在雍正下令开辟“苗疆六厅”。)打乱苗区原生秩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进而于1735年初暴发以苗民包利、红银为首的苗族反清大起义，从而最终让清政府损兵折将、耗损国银无数的政策实施之前，一直是苗族村落社会秩序维系的主导方式。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清乾隆皇帝正是在反思其前朝政策失误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苗例”在苗族村落社会里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改善社会关系、安定苗民生活等方面的功效。于是继帝位不久便断然下了“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异，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不必绳以官法”的圣旨。这套最终获得乾隆认可的“苗例”就是苗族村落社会中的“理”“德”之规范总和，也就是一些从事苗族民间制度、法制史研究者所指涉的那些沉积于原生态苗族村落社会中的不成文习惯法、典章制度。这套知识体系以“理词”(jax 1i1)的形式系统表现出来。这套用于构建苗族村落社会秩序的知识体系，其实是指对“天地万物和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矛盾、关系的法则、规则、原则、原理、规律”的认知而形成的一个复杂的意义象征系统，苗族先民的宇宙观。它是苗族村落社会中的头人与理老、寨老为他人说理断案、排解纠纷时以歌的形式向纠纷当事人叙说和判断是非曲直的“理”“德”依据，具有“法典”、“律典”与“条例”的神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神共尊之“天理”的文化表达。

    苗族村落社会中所认同的“理”，就是“天理”一一由神制定的关于人间和平相处、和谐有序的意义系统，本质上是苗族先民关于天、地、人事认知而形成的宇宙观的苗语表述。从这种知识体系的建构所借助的一些案例。)含涉的对象可以看出，苗族村落社会中的的“理”来源于对自然秩序的遵循，即通过自然秩序向法理秩序的象征转换而完成了“理”之文本的建构，并让“理”获得了普遍确认的合理性基础，从而成为指导苗族村落社会生命伦理建设的总纲。

    从马克思的观点来看，“法”在苗族村落社会中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将“法”与“国家”视为孪生事物的话，苗族村落社会中不存在法律，而只有“理词”。但是，苗族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基于对封建帝国不断实施的“国家化”过程的排斥与抵抗，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引发的战争灾难中，曾有不少苗族首领如石三保、吴八月、石柳屯、张秀民等人领导族群进行抗争，以创建平等、公平与自由的秩序。在此进程中，这些族群领袖利用族群文化特殊的社会动员手段(如跳仙、吃牛)将散居的苗民聚合成亦军亦农的作战队伍。为了防止队伍内部出现内奸、稳定内部社会秩序，一些曾自立为王的领导人依据苗族的古理古规，选择性地制定了一些若违犯必遭暴力罚办的条款。如制定了“凡偷盗、抢劫者，施以囚禁、苦役、棒击、刺面、割耳、剁手、剁脚等刑;凡强奸妇女、拐卖人口、乱伦、殴打父母公婆、富人欺负、虐待穷人等，施以割耳、割鼻、断根、沉塘、活埋等刑;凡亲人、族人受难遇敌时，不施援手相助，或仗势欺人、夺取亲人、族人财物，谋杀亲人，扰乱家族、宗族安宁，或因私愤而制造家族、宗族之间不睦、仇杀等，施以囚禁、苦役、刺面、剁手、剁脚、断根、沉塘、活埋等刑;凡故意杀人、投毒，以及纵火烧毁村寨、城堡、山林等，施以断根、砍头、活埋、枪杀等刑;凡拒王命不参战杀敌，或投降敌人，出卖亲友和族人;在战场上不力救受伤战友;给敌人通风报信;破坏盟约;伙同匪贼为祸地方，施以刺面、害耳、剁手、沉塘、活埋、绞杀、砍头、箭射、枪毙等刑，……”。据说这些法律为苗族始祖蛋尤所创，以诗言理的形式，严酷而公平维系苗族村落社会的秩序，若有违者，必遭遇严厉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