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贵州葬俗中，传统葬俗仍处于主导地位是，但朝着去繁就简、葬期减短的趋势发展。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变，那这一社会里的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和观念，也就千年不变。因此在这种社会里，凡事越老牌越好。农民便是这种群体，他们使社会风俗产生强烈的稳定性。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植根于农民心中上千年的传统礼俗，并不轻易地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彻底消除。“只要社会稳定，人们的生产方式不发生剧烈变革，民俗文化的稳定性就会越强……只要经济基本不便，即便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民俗文化仍然具有稳定性”封建专制灭亡了，但是农民的身份没有本质上的变化，在新的军阀、地主的统治压迫下，他们的思想依然像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双腿一样跳不出这个固有的圈子，更何况，除了占总人口80%的农民，还有城镇中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工人等在民国时期兴起的这些群体，他们也是传统丧葬的使用者。他们却还是固守着封建时期统治者宣扬的《朱子家礼》，秉持送死方为大事的孝道观念，心怀着风水宝地能够福泽后代的企图，在那个政府迫不及待地改革丧葬礼俗的民国时期，传统丧葬依然主导着贵州的葬俗，迷信和厚葬的习俗依然存在。特别是迷信色彩，一直都蔓延在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入硷、烧落气钱、戴孝、请僧道超度、择吉日、寻吉穴、复山、烧七等等迷信的仪式程序缺一不可。这一点，从大量的地方志和民国时期社会调查资料等史料的记载中，很容易发现。事死如生的传统观念控制下的传统丧葬中包括的，厚葬的习俗虽有减少，但依然存在，葬礼持续五天、七天亦是常事。

    在上文提到的丧葬礼俗变化三个级别的区域中，这些固守传统葬俗的群体，占据了第三级地区和第二级和第三级的的大部分地区，是民国时期贵州社会结构的主体。他们在葬俗上的意识行为体现出民俗的基本特征一一集体性以及稳定性。“集体性体现了民俗文化的整体意识，也决定力量民俗的价值取向，这是民俗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正是具备这两个特征，民俗文化才得以在历史的变迁中发展的生存下去，可以说是民俗存活依据，同时，也是各个民族具有自身认同感和历史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标志，它能够发挥“统一群体的行为于思想，使社会生活保持稳定，使群体内所有称为保持向心力于与凝聚力”的作用。但事物总是两面性的，需要辩证地看待。在民国这个革新的时代，传统丧葬的各种弊端己经暴露出来，但是由于各种方面的因素，贵州的传统丧葬依然靠着其整体性和稳定性不愿退出历史的舞台，继续在社会的主体人群中发挥着他的作用。而强大的稳定性和集体的认同感，使得民俗群体内的人一般很难看到其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就像浙大校长竺可祯先生在日记中记载遵义的元宵灯期风俗:“自正月初九至元宵为灯期。在灯期内有跳龙之戏，至十五则将龙烧去。作此戏者须裸体，而观者以花筒放其身上，名为放火筒。此实极野蛮，日前放火筒烧死一人。”当局者所继承的传统，旁观者看来却是野蛮低俗的。而于丧葬中，就像有人指责厚葬铺张浪费的时候，当事者却在为自己举行了一场隆重的葬礼而沾沾自喜，为自己对父母的尽孝感到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