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进程中，思想文化的发展除了本身的扩散之外，移民是促进其交流融合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明清时期，由于军事、政策及自然灾害等原因，江西、四川和湖南等省的汉民族络绎不绝地往贵州迁移而来。这些移民中有官员、被流放的罪犯、屯军和逃荒的灾民，以汉族为主兼有回族等少数民族。这些移民不仅增加的贵州地区的人口数量，最主要的是他们带来了中原汉族人民的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为开发贵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统计，在十六世纪，“军事移民极其子孙，在己登记人口中的比例……在贵州占一半”。至民国时期，贵州省六个行政行政督察区域汉民族己经达1550076户，占总户数的83%以上。贵州总人口为10786668人，汉民族人口达9044478人。当时的汉族，不管是生产工具、生活方式亦或是是信仰民俗文化都是先进的代表。再加上，中原思想文化的包容性和强大的扩张性，以及汉族大批连续不断地迁往贵州，巨大的人口数量和强烈文化扩张冲击着贵州的少数民族，使得当地原有的土著居民对其散羡仰慕。在明朝万历年间的《贵州通志》中便记载有许多土著“服、嗜、婚、丧，悉慕华风”在葬俗方面更是如此。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文化的影响是双方的，甚至是更多方的，在汉族与贵州少数民族长时间相处的过程中，汉族同时也受到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

    到民国时期，双方交流融合的状态大致为:汉族传统丧葬大大影响，甚至取代了某些地区的少数民族葬俗;在少数民族居多的地区，汉族吸收了部分少数民族的传统。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少数民族选择性使用了汉族某些葬俗，部分少数民族逐渐被同化，渐易华风，直接使用了汉族的传统丧葬仪式。选择一个绝佳的地方来安葬亡者，是丧葬中极为重要的步骤，渐开风化的人们谁也不希望自己的祖辈被下葬到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或是抛尸荒野，这关系到亡者是否能安息长眠。因此被许多少数民族最为接受的是汉族的风水观念。只是在某些民族，选择风水宝地的方式不一样。比如有苗族以鸡蛋仍到地上，如果鸡蛋没有被打碎，便以此地为吉穴，在此下葬。除此，汉族的择吉日吊唁、下葬以及成服、请僧道超度、设立天地君亲师牌位以及正月、清明祭祀等等习俗渐渐被少数民族使用。到民国时期，部分地区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使用中原的传统丧葬礼仪，比如民国时有地方志记载，“仲性强悍，有姓字，有土语。近时服装语言，间同汉俗，且以夷装土语为耻。婚丧改良，均从汉礼”。另一个方面，便是当地土著对汉族的影响。这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部分迁移的汉族以自身的文不化为荣，对土著野蛮和落后的生活方式不屑一顾，因此“中州人冠婚丧祭，能混于诸夷”。但在土著居民较多的地区，汉族的传统丧葬中也出现当地原有的习俗，比如部分汉族的丧葬过程效仿少数民族击鼓唱孝歌的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