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文明的悠久传统，使得乡村成为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孕育者和发祥地。它蕴含着最纯真质朴的善良，但也包含着最残忍最冷酷的愚昧。在新文学初期，文学起担负着为人生的政治使命，不少启蒙作家敏锐地意识到了乡村民间文化因素对于乡村主人公的牵制作用，作家将眼光自觉地投入到乡村，带着复杂的感情去写乡村的生活和乡村的死亡。这类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以各地乡土社区中低阶层为对象写作的文学作品，被鲁迅命名“乡土文学”。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鲁迅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因为自身寄寓在北京都市，沐浴着现代都市的文明，经受着“五四”新潮的洗礼，也就自然地会用现代文明和进步思想烛照贫困落后的乡村，其作品中也往往会传达出一种对于愚昧风俗的痛心疾首，从理性批判的角度“怒其不争”，然而更高程度是着眼于“人”，透视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为其不幸命运而痛心悲悯。

    受五四时期启蒙主义风潮的影响，对于乡村民间传统习俗文化，乡土小说作家在总体上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然而他们同时也看到，乡村文化对乡村主人公另一方面的制约和影响。即“民间人情风俗、民间文化氛围对于主人公的正向的抚慰、整合、制衡以至‘修复’保护作用，正是借着它们，乡村人物才在极为艰辛的境遇中大体保持了自己的心理平衡，从数千年的血雨腥风中苦苦挣扎打熬支撑了下来，维持了一份在世界各民族中都独一无二的最为持久坚韧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感受思维方式”。

    因为思想文化观念的滞后，传统丧葬中灵魂不灭、地狱想象等观念依然深深植根于乡村民众对于死亡的想象。生长于贫穷落后的社会最底层，终口为生活而奋力挣扎，却仍旧只占有最卑微的社会地位。乡村社会底层的人物的生存本来就是一个最真实的悲剧，关于死的想象即是他们对生命最大的恐惧，但同时也是生活的寄托和希望，所以在《故乡》中，历经生活中“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的闰土，在旧主人不用物品中除了择拣一些生活必须品外，还特意选了香炉和烛台则祭拜鬼神的用品，将生活寄希望于“偶像”的力量。作为现代小说的奠基人，鲁迅的作品中常常会出现丧葬文化的因子，表达着他对底层人物痛切的悲悯。如《祝福》中，因为对死后地狱的恐惧，祥林嫂用尽积蓄在庙里捐出一条门槛，期待赎了其实并不存在的罪孽，期望能在死后不被分尸，在现世不被嫌弃。但即便如此，仍旧得不到鲁四老爷一家人的认可，深恐因这“不洁之人”插手祭祀而被祖先怪罪。最终，她被无情地赶出鲁家，直到临终之时还充满对于死的迷惘而向我这个知识分子追问灵魂的有无。生活一直对她进行着毫不留情的剥夺，夺去丈夫，夺去儿子，而“给予祥林嫂人生悲剧加上最关键的致命一击的重要因素恰恰在于乡村普遍流传的传统习俗与信仰。 《明天》中同样是描述一个农村寡妇的的悲惨命运。一年前守寡的单四嫂子，依靠口夜纺纱守护着三岁的宝儿，然而命运却非要将这生命唯一的希望剥夺去，宝儿因为急病而在一夜之间失去生命，单四嫂子为儿子的丧礼倾尽所有，半买半赊了一幅棺材，“昨天烧过一串纸钱，上午又烧了四十九卷《大悲咒》;收敛的时候，给他穿上顶新的衣裳，平口喜欢的玩意儿，一一一个泥人，两个小木碗，两个玻璃瓶，一一都放在枕头旁边”直到没有任何一丝的缺陷。在安放棺材之后，乡亲们各自散去继续自己的生活，孤零零的单四嫂子在显得“太静，太大，太空’:的屋里迷惑，哭泣，睡去。《药》中夏瑜因参加革命被自己的父亲举报而被捕砍头，愚昧的民众以他的鲜血做药引但终究挽救不了华小栓病入膏育的性命，文章以清明节华大妈和夏四奶奶为自己儿子上坟做结尾。清冷的环境，衰老的母亲，悲痛的心情，无不表达着鲁迅对于下层愚昧民众的同情与悲悯。

    在这些丧葬礼俗的叙述中，作者依旧带着启蒙和理性的眼光审视乡村落后的观念和制度，对丧葬中灵魂不灭的迷信和厚葬礼孝制度有着深刻的揭示与鞭挞，但更深的眼光指向到在这些观念下顺从而悲苦地生活着的民众，寄托着对于人世艰辛的深刻悲悯。

    赛先艾的《水葬》中三十一岁的骆毛因为偷人被落后而残忍的乡村习俗施以水葬，留下失明的寡母在门口苦苦等待他的归来。沈从文的《雪晴》中的巧秀娘也有着同样的命运。二十三岁便守寡的巧秀娘和一个打虎匠偷偷好上，却在族长的趁机报复下被施以水葬这一古老而残酷的惩罚。《菊英的出嫁》中蒙昧的菊英娘对于死去女儿的爱深沉而又刺痛人心。台静农《烛焰》中一开始就用倒叙的手法写吴家的少爷出殡，继而写到为了给重病的吴少爷冲喜，“颖慧而且美丽，从幼小到长大，无口不在双亲珍爱的怀抱”中的翠儿被父母送到吴家，还未感受到一口婚姻的幸福，便要成为终身的寡妇。《红烛》中的儿子死后，虽然贫困潦倒但仍旧想买纸糊衫烧给儿子以慰亡灵的银娘，四处求告借钱，却终究无法如愿。《新坟》中经历女儿被兵强奸，儿子被杀害的打击后发疯的四太太，把坟墓当作家园，臆想着“女儿嫁了，媳妇娶了”的喜事，甚至并热情地招呼路人“吃喜酒”，然而最终在不明所以中以坟为家自焚。

    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明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在极端推崇新文明，反对旧传统的呼声下，西方的一些现代文化和科技才得以以较快的速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和思维之中。这一时期的文人们也担负着启蒙革新，救亡图存的民族任务，对于传统的文化和习俗，秉持着坚定的反对立场。在“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之下，以儒家礼孝为文化内核的丧葬礼俗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作家笔下批判的对象，加之其“死后有知”、“灵魂不灭”等思想与“新科学”的理念背道而驰，否定丧葬礼俗便成为解放人性的一大工具。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忽视了传统丧葬文化所蕴含的合理合情之处，由此便往往容易造成对传统文化的偏激和对人性关怀的缺失。

    如《子夜》中，由于过分的政治主题先行，通过对吴老太爷丧葬场面的分析来解读作品便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品人文精神的缺失。自原始氏族到当代社会，不论贫富贵贱，死亡从来都应该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任何人的葬礼需要的都是庄严肃穆，以给予生命所应有的尊严。而在老人的葬礼上，既没有传统丧仪上对于死者的追悼缅怀，也没有新式丧仪的沉默静哀，充斥其间的是名媛绅士们借着聚会的机会卖弄风情打情骂俏。作者想要借这种对封建的反叛来突出其资本主义新思想，却完全忽略了丧礼应有的对于亡者的人文关怀，忽略了文学作品应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儒家传统之所以如此重视丧葬礼俗，是因为期望通过丧葬礼教使民众能够“慎终追远，民德归厚”，首先看重的是通过丧葬礼俗达到对人性道德的感化，其次才是其稳定政治等级秩序的作用。

    一些乡土作家虽则深刻理解乡村生活的不幸，其文章亦带有对民众的同情与悲悯，但在其笔下丧葬礼俗仍旧是礼教的一面镜子，是束缚和压迫民众一种力量，而并未看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丧葬礼俗所值得肯定和传承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