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陵石刻模式具有“献祭”功能，这种功能承袭了以前帝陵与人臣墓中的传统儒家礼仪模式。

    在传统人臣墓石刻中有石羊的建制，这种石刻在《水经注》中屡有提及。笔者将这种石刻的形式定义为“祭品”，区别于构建天国的石刻。献祭的表现来源于原始的宗教仪式，献祭的正当性需要两个必要条件:首先，必须存在祭主之外的事物，让他走出自己，向其献祭;其次，这些事物必须与他十分贴近，可以让他与它们的祭墓的传统有生者将食物供奉在墓前，希望墓主能够与生者一样享用接触得到他希望从仪式中期望的利益。140按现在华人圈的习俗，人间的美食，或者将冥币、纸做的衣物以及生活所需用焚烧的方式供奉给死者，将生者对死者的思念用这种“献祭”方式告知逝去的人。这种方式更多的时候表现的是一种仪式感，往往多在特定的日期，如祭日或华人圈约定俗成的祭祀节日里。这种方式可能很难表达出生者对死者永恒的情感表达，可能正是出于永恒的目的，早期陵墓石刻之中，他们将用于献祭于庙堂的牺牲用石头的形式安置在石列当中。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当时社会“举孝廉”制度盛行，石羊不仅作为永恒的牺牲“祭品”奉献给死者，同时在活人的世界又标榜着生者的孝行。这种石牺牲的方式在东汉广为运用，如:故宫博物院藏一对石羊，分别刻铭文为“永和五年大口口口月九日西郭记子丁次渔孙仲乔所作羊”、“孝子徐侯”，这应该是徐侯请孙仲乔为先人所雕刻的陵前石羊。东汉石羊实物还见于今山东青岛平度市，这枚现藏于平度市博物馆的石羊胸部刊刻隶书铭文“永寿四年(158年)四月廿六日辛未立羊所至公侯子孙宁”。

    石羊在建康兰陵六朝陵墓石刻中似乎没有延续，但北朝尤其北齐磁县的北朝墓前多见，唐代也广泛出现在人臣墓前，但其形式与东汉不同，献祭意义可能被“皆以表饰坟墓”所替代，这点从封演的论述可以看出:

      《风俗通》云:“《周礼》方相氏，葬日，入扩驱同象，同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侧，而同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或说秦穆公时，陈舍人掘地得物若羊，将献之，道逢二童子，谓曰:“此名谓蛆，常在地中食死人脑。若杀之，以柏束两枝捶其首。”由是墓侧皆树柏。此上两说各异，未详孰是?

    到唐代关于石羊、石虎的作用己不明了，故而在唐墓石刻中未出现石羊、石虎相对的现象。

    唐代帝王陵墓中虽没有这种献祭形式的石羊，但献陵出现石犀，昭陵出现鸵鸟，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不是家族之间对墓主的供奉，而是“蕃国”对大唐主人的供奉，是后代帝王对先帝“怀远”的标榜。

    关于这个观念的形成，笔者同样觉得其来源于东汉时的传统。关于域外之物在陵墓中的运用，东汉的画像石有朝贡的图像。在山东孝堂山祠堂的拜渴场景的左侧是纳贡行列，这是拜渴场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拜渴场景的描述图像意义的解读上，巫鸿先生在《武梁祠一一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中称拜渴场景为君权的表现，他在长广敏雄“齐王”或克劳森(Doris Croissant)“汉王”的基础上认为拜渴场景的主人至少是个帝王或者就是汉高祖的标准像，142虽然信立祥先生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将这一主题回到对墓室主人的祭拜，这种观点同样来至容庚、费慰梅，但山东孝堂山祠堂的拜渴场景似乎更加证明了巫鸿的推论。拜渴场景楼阁的右方是胡汉战争场景，关于胡汉战争场景中，最为重要的是献俘，这个战争场面，巫鸿先生给出了较为细致的解读:

      中J二楼阁的右方是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汉帝国的骑兵和步兵正与从右边山丘后冒出来的戴尖帽的胡人搏战。三个被俘的敌军士兵手被绑在身后，跪在楼阁右侧。在他们的右方，胡兵涌出的山丘旁有一人屏几而坐，旁边的榜题说明这是“胡王”的形象，这些被俘胡人的下方是一个血淋淋的场面:一名汉兵守卫着一张案几，上面陈列着两个被砍下的敌人头颅。这里，被俘的胡人和砍下的头颅是作为汉军胜利的标志呈献给楼阁里的贵人的，这场景因此可以被称为“献俘图”。

      这个传统的献俘形式在唐代初期突然又出现在帝陵之中，《唐会要》记述了在唐太宗去世之后:

      显庆三年十一月。苏定方俘贺鲁到京师。上谓侍臣曰。贺鲁背恩。今欲先献俘于昭陵。可乎。许敬宗对曰。古者出师凯还。则饮至策勋于庙。若诸侯以王命讨不庭。亦献俘于天子。近代将军征伐克捷。亦用斯礼。未闻献俘于陵所也。伏以园陵严敬。义同清庙。陛下孝思所发。在礼无违亦可行也。十五日。还献于昭陵。十七日。告于太庙。皇帝临轩。大会文武百寮。夷狄君长。

      唐高宗平息了西突厥叶护阿史那贺鲁的叛乱并将其俘获，在庆祝仪式中高宗采用了一种新的方式，他先将俘虏敬献于昭陵，然后再根据以往的礼仪，在太庙进行献俘仪式，同时在太庙前大会文武群臣、夷狄君长。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谢弗(Edward H. Schafe动并没有将这种形式的来源投向欧亚，而是敏锐地发现“这种新奇的做法也许是对古代习俗的恢复，但是当时对恢复这种习俗的认识却是很模糊的。这种古代习俗就是将被击败的国王作为祭品杀戳，以用来祭祀皇室的亡灵。高宗献俘昭陵的举动，为将来开创了先河。

      胡汉战争场景左方相对的便是纳贡行列，这种相对关联对应的场景完全是在烘托被拜渴者的身份。

      笔者认为应该是对盛世君主的歌颂，但在拜渴场景的主人是谁的问题上，笔者觉得可能并非汉高祖刘邦，而是汉武帝刘彻。因为史料的缺乏，这个猜测尚难构架出一个完整的证明链条，但在胡汉战争中，汉高祖刘邦有“白登之围”的耻辱，只有到汉武帝刘彻时代才使所谓的胡汉战争具有歌颂君王的意义，而纳贡行列中的大象，亦表明汉武帝对南越国的征服。唐代初期突然在陵墓石刻中安置进贡而来的石兽，可能正是基于这个传统，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大一统的王朝在对外政策中有惊人的相似性，唐初的天可汗制度的兴盛与汉武帝时期武功东至朝鲜、西达中亚、北极漠北、南至南越近乎一致。

    域外动物献祭形象在献陵之后并没有消失，只是昭陵除唐高宗刊刻的石鸵鸟外，随着昭陵“十四君长像”在北司马门的树立，以域外动物石刻献祭的这种方式开始弱化，到乾陵之后只出现在北司马门外了，也就是我们说的“石虎与控虎者”。在南神道中，这种形式在高宗乾陵固定下来，并表现出仪式化，在一定意义上淡化了实物象征，取代它的是以“鸟形浮雕”、“石马及控马者”、“拄剑石人”、“蕃酋像”构成的一套如同画像石中所描述的献祭象征礼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