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在分析李映元墓最终呈现效果的精神层面原因时，已经提到黑马山李氏一族作为明末清初人川移民群体中的一支，想要通过这座多功能、多性质的墓葬建筑向周边展现其家族的强大及其存在合理性。无独有偶，该类墓葬在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中晚期，大量出现在以川北、川东为中心的四川各地区。经碑刻题匾等文字信息确认，其墓主几乎都是有一定官职(大部分为贡生)的地方望族家主并且有部分碑刻还表明了其移民身份。那么考虑到清人刘景伯《蜀龟鉴》“川南死于献者十三四，……川北死于献者十三四，死于摇黄者十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而遗民千不存一矣。....、明代欧阳直《蜀警绿(蜀乱)》“(清初时期)四川遍地皆虎，或七八，或一二十，升楼上屋，浮水上屋，浮水登船。此古所未闻，闻亦不信。以及民国版《巴中县志》“明末清初吾邑经红羊浩劫，土著仅十之二，……则十之八名为客籍。”等记载所反映的明清时期四川地区各类灾害严重导致原住民稀少使得明中期开始当地人口中移民比例居高不下的现实情况，应当可以进一步推测四川地区存在数量众多的李映元墓类似形制的墓葬皆为移民墓葬。

                  上海公墓,华南陵园,

    四川地区的移民群体墓葬集中呈现出这种统一固定的造型特征的时期为清代中晚期(乾隆年间以后)，现通过四川省第3次文物普查发现确定的该类型墓葬绝大多数处于这一时期}s。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达到一定水平，各行各业生产交易繁荣使得圈占大量土地的早期移民家族不断发展壮大。其二，基础条件的发展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其由[明嘉靖1《保宁府志》女不饰铅华，所记载的“不尚功利，农惟力墙，不重工商，男子务习劳动，妇……尤尚节俭，至冠婚丧祭，一本定制，无敢瑜越张仲孝《巴中县志》所记载的“越乾嘉，民物蕃(繁)庶，国家右……”转向了(佑)文人，重科举，士竟贴括……应试弥多，人才增盛。惟衣服饮食渐尚豪奢，宫室舆马日趋华侈婚姻唯重门庭，丧葬多迷风水。74;的情况。而上述情况也确实在李映元墓葬建筑中有突出体现，比如“重科举”、“丧葬多迷风水”等。也正是在清代中晚期，移民群体内部也在多年间不断与四川当地社会文化碰撞以及融人新进移民的过程中，逐步整合形成了一套新秩序新体系。这套新秩序新体系的落成则是具体体现在由同地区移民内部交流用“乡话”而跨地区交流说“官话”转向统一方言“川话”的形成。以及原本由各个地区会馆分别供奉各自的乡神，譬如四川本地供奉川主，而湖广移民会馆多供禹王等，转向大多数会馆整合统一三圣同拜。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是当时川北等山林地区匪患严重，自然村等单一小型聚落方式不再适应社会环境，因而当时的人们选择结成山寨堡垒，以这种多元聚集方式求得生存r5。而这种山寨堡垒因空间有限等原因，使得内部人群不再严格划分来源，而是形成统一新群体。而李映元墓这类外观形制特点鲜明具有高辨识度的墓葬建筑，也是上述这种统一整合的移民群体体系在丧葬文化层面的重要反映，即此为移民群体共同建立的丧葬文化层面的新潮流、新体系、新秩序。

    留存至今的这种新型墓葬，其营造方式与移民会馆、宗族宗祠等一并成为清代中晚期四川地区移民群体所特有的文化符号。这种体制的形成并非个人有意为之，却出于各个移民家族对自身身份建构的需求，自发性的在潜移默化间形成这种不成文的社会现象与社会风气。这种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在丧葬层面的结果，在至今一些移民群体文化中仍偶有所闻。包括现当代人们对于“牌坊”的认识以及东南亚华侨群体在其葬俗中对类似元素的选择与使用，仍向我们展示着移民群体自身文化体系的强大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