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而言，不同的族群认同指向了不同的民俗范式。即同为“构墓为祠”的均衡路径，由于不同的集体的认知集合不同，因而，集体内部内生的决策有了多种组合的可能。在鲁南地区，主要有着“地上堂祠”和“地下墓祠”这两种不同的组合形式。在田野访谈中，王开村村民和小义堂村民分别给出了自己的依据。张厚生在解释为何建造“祠堂”时，解释道: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我们吧，原本属于一个家族，现在(时代)变了，都不兴提这个了。这边定下的地面积小，完全不够三百多户人埋的。照旧理说，祖宗的坟关乎一个人的命运，更何况我们这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搬到这边来，不少家显得不情不愿的。三百多户人大多数都还种着地，打着工，没有钱拉出来办事。那就只能商量着各家都给点。怎么给呢公平呢，后来各家都出了代表来开会，就按着我大哥(张厚生)说的，一家按人头给，一个人头四百块前，意思意思得了。我大哥呢，做着生意，手里比较宽裕，出个大头，照顾着咱这一个家族的百十家，多出点钱来修。当然，这就不提后期又投入的、管理的，还有这后期维护的一系列的这些费用了。上的油漆、壁画都不行了，又得补。每次补漆，少说不下三千。另外，这前后院、小半个后山的松树苗都是我们(张氏集体)一块儿栽的。每隔段时间，从山下引一次水来灌。……我和我大哥从零几年到今天(具体访谈时间为2020年7月)一直操心(祠堂)，这是多少年了。我算算哈，这是已经十六年了。一个人的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我今年六十岁了，超过了四分之一的人生都用在这一件事上了，就是想着人活着，你得留下点东西。这想法就跟我一九年立的这块碑说的一样(见图)，我专门刻下来立到这个园子(天佑园)里了。这是我看了这么多年的书，昂，我平时爱读点书，最欣赏的一句话了。‘人这一辈子，只有站在这里，才知道自己从何而来，将向何处。’……想当初，一开始，我还都骑着电动车来的，十几里路，门前的这条道都没修好，坑坑洼洼。那时候也快，半个小时就来到了。后来，换了摩托车，从村里到山上来省点时间了，要个十几分钟。不过，前两年，我这腰一不行了，骑不了了，家里孩子也不让骑了。现赶现地又考了驾驶的那个C证，孩子给换了辆电动汽车来开。……”

    王宗亮是如此描述小义堂村村民对于“纪念堂”的接受的原因和过程:

    “原本，村里用的那块地，可以说就用的以前的乱葬岗，我们这边儿，一个村一起用着一片。后来，这各家各户按照之前埋的基本上都分了片儿。到了学校规划着占那块坟地的时候，和我们整个村拆迁是一起的，拆迁你看到了，当时扩建这个高速，就从路西搬到这边(高速路以东)，给修的是楼房。这样一弄呢，西边的什么都很彻底地，大家都不问事了。再加上路西那边不少人的地也都被占了、收了的，虽然给的补偿不算多。不过，现在这个村里种地的时候了，种地不赶打工赚的钱多，一亩三分的，除了零星的老人，没几个愿意单独种的了，一年忙活下来，赚不上钱。这样一来，赔也赔了，补也补了。好几家子都直接收了钱，出门就打工去了。安排动员(纪念堂)工作的时候，几个专门负责打电话的干部，往外地打电话，手机费都好几百。我们几个人(理事会成员)都是带着头说迁的，也是受村里信任，(建纪念堂这件事)也是自己受累。在这方面，一来一说，我们(红白理事会)的工作基本上做得很成功。这个电视台都拉着来报道过的，那，大大小小的记者，来过好几次。……(与村民协商、通知的工作)一般电话通知过去了，基本上都同意了，没有几个真的需要做工作的，当然，肯定有少数这么几个。不过，一般都，人都搬走了，整个(家庭)都，搬到城里住去了。这部分应该就不属于村里边的了。搬走的他们基本上把骨灰梢带着(搬迁工作)带走了。咱不知道放哪里了，不是买了墓地，那肯定也是放骨灰堂里边。……同意了的很多人，迁的时候在外面打着工，连回来一趟的功夫都愿意没抽出来。不少年后打工回来的，都来工地上转一圈，看看(纪念堂)建得咋样了。哎，觉得(红白理事会主导的)这个设计和建设很有味道，都说‘好’。……我这里，后来不少村都来参观过，也有几个会看风水的大师，都说这里好，风水宝地。……”

    通过本研究己建构的个体民俗认知维度测量的理论模型(见图8>可知，在日常生活中，民众传承、变迁和重构的各种民俗都存在着具体的范式。民俗范式如果由民众个体重复地使用，就会完成个体民俗认知的重复构建，从而就会提高了这一个体对于与这一范式相关的各类民俗事项的认知深度。因而，个体能够籍此建构民俗认同。在个体之上，民众集体对于同一民俗范式上会基于个体认知深度的区别。这造成了基于个体认知深度不同的集体认知差异，而这一差异建构于个体具体的生活日常及民俗之上。因而，对于骨灰祠堂这一均衡路径构建的组合形式不同，建构于王开村、小义堂村这两个民众集体在具体的生活日常和民俗维度的种种不同之上。

    就比如，两个村落民众在生活现代化程度的维度上具有差异。首先，两个集体集体定居形式的不同。王开村村民生活的现代化程度显著低于小义堂村村民。目前，大部分王开村村民依然以家庭聚居的形式生活，并以此聚合成为一个城郊的村落社区。而小义堂村村民都住上了楼房，左右相邻的街坊变成了上下楼房内的邻居，完成了“农村小区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集体生活空间的聚集形式不同，会促使集体对于民俗路径构建上的认知差异。

    其次，两个集体分别完成的是集体墓地的部分迁移、整体迁移。王开村张氏集体仅有部分集体(张金错一脉，300多户人)迁走了祖坟，而始祖坟并没有变化(还被列为了省级文物)。在迁移了墓地的集体内完成了骨灰祠堂的重构。开村张氏集体原有的祭祀人文围绕着始祖张良弼的墓地而建构的，其他村民的祭祀人文目前仍然维持着原有形态，只有张金错一脉的祭祀人文围绕着骨灰祠堂完成了重构。即使如此，一方面，他们依然会围绕着“始祖林”展开着原有的祭祀传统，因而集体内部原有的祭祀人文依然保留。另一方面，旧的祭祀人文以祠堂为依托，与具体的城郊人文、生态完成了两两互构，从而构建出了“地上堂祠”。对比而言，小义堂村几乎以全村现有居民集体完成了“祖坟搬入祠堂”的工作。以墓祭、寝祭为主的旧的祭祀人文完全失去了原有的人文生态，它彻底地以集体头脑中的认知集合与新的城郊人文、生态完成了两两互构，完成了“地下墓祠”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