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不同的村落形成史下，两个不同类型的村落构建出了不同的村落认同。按照张氏家族的历史沿革及家谱记载，王开村是在元末明初方始建的典型宗族型村落;而根据民间传说及文物出土情况来看，小义堂村则可能属于明代建立的军需型村落。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王开村的聚居始于元末明初张良弼在此的定居及子孙后代的繁衍壮大，属于典型的宗族型村落。因此，张氏集体在过去始终共享着一个公共的祭祀空间，依托着宗族认同建立了村落认同。相对来说，根据村民的口头史来说，可能略晚于王开村建立的小义堂村则始于明朝嘉庆年间抗击楼寇的军事需要。明初，戚继光于山东沿海一带抗击流寇，为了满足远惩驱寇的需要，戚继光在山东多地以义堂屯兵。在考古发现之前，小义堂村至今仍然以“义堂”来命名曾经是最好的佐证。而据当地村民称，京沪高速公路修建期间，一台挖掘机挖出了记载当地义堂屯兵记载的残碑。可惜，由于机械作业，碑体损毁严重。由以上两点可知，在历史上为战争服务的群体聚居形成的小义堂村无疑就是军需型村落了。

    集体内个体生计方式的结构不同，同样会造成集体之间村落认同的差异。在王开村和小义堂村内，就存在着相关联着的具有显著差异的种种表象。相对于集体失去了大量土地的小义堂村，王开村村民几乎家家都有集体分配的土地。

    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落实以前，以王开村、小义堂村为主的大部分鲁南村落社会里，大部分村民每年都在集体协调下，中规中矩地完成着统一的耕作。这构成了村落社会民众的集体生产。访谈时，王开村村民①回忆了村里的生产史:

      “以前，搁哪儿种，都得晾粮食，要不然放起来容易发霉。这时候统一地就得用上麦场。一个村几个大队，一般就几个麦场。队里不管谁要用，就得让大队里协调，这块归谁，那块归谁，今天谁看，明天又是谁管的。现在一承包到个人了，谁管?不光没人管了，(麦场)地都让队里收回去，租到个人头上去了。……俺村里，八几年的时候，就有买施拉机，搞种植大户的了。现在也基本都是大户大面积地种着，人拿机子一扫就(把粮食)收走了。一开始，这个技术咱就不会，也弄不来手里去。为啥?那个年代一个村能有几个人有机会学这个技术，买得起施拉机的村都没几个。咱村算富裕的，也都是队里集体买的。到了承包的时候，没这技术，谁承包了能拿笨力气干得完?……零不星地，有这么几家子散户自己种点麦子的，不是直接豁到路口的水泥地上，那就搬个梯子，爬到自家的水泥屋顶上去。要不你看，怎么村里以前各家各户咋都兴修个楼梯到屋顶上去呢?……”

    可见，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开村开始出现了种植大户，这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土地集约化。这些种植大户，通过与其他村民签订合同来租赁土地，大面积地种植冬小麦和玉米，并购买或租赁机器进行收割。在过去，村落里的每家每户以精细的顺序来使用公共麦场来轮晒麦子，需要集体内完成协调并达成共识。然而，当家庭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土地由“集体”到“个人”手中，与“麦场共识”类似的民俗认同己经开始淡化，对应的公共空间一旦失去效用，就会遭受冷落甚至乎完全搁置。同时，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的加快，生产民俗的具体认知也只在对应的民众个体之间建构了。

    对比而言，小义堂村依托所在的义堂镇，快速地完成了“在地城镇化”。在被誉为“江北木业之都”的义堂镇上，当地的民营企业对于自身以板材为主的企业定位明确，结合机械、化工等，民营企业之间形成产业链，形成了一体化的支柱性产业群。一位小义堂村村民①自豪地称:

    “要说咱们这边，这个村里人住的楼房，是要比祠堂(小义堂纪念堂)要建得早。说起来，得早出来个整一年多。我们搬进来了之后，原来那边才规划的学校。因为还没修咧，就先规划好了高速(公路)，正好穿着我们村(居住区域)过去，势必势地得搬。……其实，外面修得不弄，里面就空得很了。平常家里都没几个人。基本上都是不出去打工的老人了。为了省钱，没几家装的，基本就接上水电，墙上舌d层大白，地上漫上水泥就搬进去了。……要问为磨?一般家里都是干装修的。咱这边挨着装修板材市场，村里不少干装修，赚得都不少，在城里买房不回来住。你说受，自己会干，哪用得着找别人。再加上都是农村人，自家没有这个审美的想法。”

    也有村民对于以后的生活规划，表达了看法:

    “……现在，村集体手里还有点地。不过，真等都开发过来了，这点地估计都得被(政府)要过去。到时候，我们这除了户口上还是农村户口，跟城市的都快没什么区别了。……其实，还是农村户口好，集体有地，干嘛都没有比种地踏实的。当然婆，这个读书，这是正道，往上走的这种，就另算了。……”

    一方面，在当地强劲的经济发展支撑下，义堂镇多个社区得以充裕的资金开始迁村并点、旧村改造，支撑着小义堂村完成了“农村小区化”。另一方面，区域内产业发展产生了聚能效应，解决了大量失地农民的转行就业问题。然而，由于小区化的村落社区内的村民集体基本失去了传统的聚落形式，改变了原有的生计方式，相关联的旧的村落认同开始了逐渐地淡化。艾里希·弗洛姆指出:

    “人无法静态地生活，因为他的内在冲突促使他去寻求一种心里平衡，一种新的和谐，以替代那种失去的与自然合一的动物性和谐。在满足了动物性需要之后，他又受到他的人的需要的驱使。他的肉体告诉他吃什么，该躲什么，而他的良心则告诉他哪些需要应该培养、满足，哪些需要应该让它枯姜、消亡。”

    可见，人在生存需要满足以后，会转而向文化、传统投来目光。小义堂村的部分村民的文化焦虑正是由此产生的，因此，部分个体在民众群体之中开始发出“重视传统”、“回归传统”的呼声，而骨灰祠堂正是小堂村民众集体实践的民俗路径之一。因此，村落认同的差异同样造成了具体民俗均衡路径上的差异。不过，对于王开村张金错一支集体而言，基于要维持固有的村落认同，以博弈均衡的策略“退而求其次”;至于小义堂村集体，则基于要维持即将消逝的村落认同，以博弈均衡的策略“追而求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