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研究说明了，明以前文献记载的祠堂与明以后出现的祠堂，虽皆为祭祀场所，但含义有所不同。古代的祠堂主要是指名人祠堂，明代以后的祠堂主要是指宗族、家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古代的“祠”主要指“宗庙之祭”，系动词，是祭祀的意思，即“祭之名”，南宋以后的“祠”系名词，是场所的意思，即“祭之所”。以后，祠堂下移至民俗，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由此，全国上下的大小宗族掀起了修建祠堂的热潮，使得“宗族祠堂”的形象逐渐地深入民心。

                   华南陵园,上海公墓,

    “在咱(滕州市)这儿，那只要一论家庙，肯定要属王家。就以前，就是现在咱市里步行街那条道上，都是王家的(祠堂)，(王家)人那祠堂一连片一连片的。咱这边儿的人从小都听说，王家的王东槐，那是清朝的大进士，有大学问，主要是当过(咸丰)皇帝的老师。正好太平天国那时候爆发了，王东槐在武昌呢，就带兵抗击了太平军，失败了，就逮武昌和媳妇一起上吊了。因为这，皇帝批准了王家建祠堂。……搁以前，有了祠堂，才是世家、是大族，不是小门小户。要是像我们这样的寻常家族要是出不了大官，朝廷都不允许建祠堂，没那个资格。  (祖先)只能搁各自的家里拜。……我们(王家)家族出的最大的官七品没，明朝的时候出过的。你去看看，就搁张良弼墓前面、左边，前几年的时候修了个亭子。那(亭子)的后边就是我们的一个先祖一一张守蒙，他的墓。明朝的时候，逮四川当监察御史。关于他，一样很传奇。你看亭子里有块石头。我们这边很多人都喊石奶奶。我们这里讲，就是张守蒙在四川干得好，当时，走马却官的时候，四川人想送给他东西，他就是不成不愿意。就手指这么一指一块大石头，说送就送这个。结果，那里人真送过来了。那后来，(村里人)都说这块石头可灵了。后来，一说能保孩子学业，都经常去拜一下子……其实，文革的时候都砸毁了大半了，到底是不是原来那块都不好说。

    通过对于王开村村民的深入访谈发现，对于以后(张守蒙以后)的王开张氏集体而言，即使先祖张守蒙德高望重，也并没有获得官方才能给予的“修祠资格”。到了21世纪，张氏集体也仅修建了一座“怀祖亭”，而非祠堂。可见，到了清以后，与之相对的“皇帝特许王家修建专祠”历史，持续地在王开张氏集体(至少在王开村内)头脑中持续地发酵，建构了“非大官不得修祠，不修祠非大门大户”的具体认知。可见，对于历代统治者制定的制度会在民众头脑之中形成传统民俗观。

    “咱临沂这边不，最出名的那就是咱兰山区的王羲之祠堂(官方常用‘王羲之故居’一称)了。王羲之，是皇帝封的‘书圣’。他本身就是咱临沂的人，祠堂那就是在王羲之小时候住的地址上建的，里边还有他练书法洗笔的那个、很著名池子，‘洗砚池’。(明朝)后来还给王羲之祠堂弄了左右将军护法，一个忠孝祠、一个右军祠。……咱这边祠堂不少，古墓也不少。有琅邪王的墓，王羲之祠堂下边也挖出来过大墓，晋代的，可出名了，零三的时候都上央视了。……我这(小义堂骨灰堂)就是有按着汉墓来设计的味道，但是咱这不一样。不是地宫。咱这边一些景点，我都去过。古人地宫建的那个水平，真是高。……地宫是直接封赏就进不去了。咱这是放骨灰的，逮地下呢，放进去就等于在地下了，跟埋进去是一个道理的，都是‘入土为安’。到了(祭祖)时候，钥匙一拿，锁一开，谁家的想什么时候进去拜哪个，都方便。……”

    又从与小义堂村村民的访谈中可以得知，在鲁南临沂地区，以王羲之故居为代表的祠堂传统，在历史上历时地构建。这组成了当地民众对于传统祠堂及功能的具体认知。在此之外，则是以琅邪王墓为代表的、现代考古在区域内的发掘、宣传及报道在当代民众心中产生的显著影响，以某些具体要素重新建构在了己有认知的基础之上。比如，汉墓地宫的形制。

    因此，即使传统祠堂敬宗收族、祭祀祖先等鲜明的功用在明以后臻至鼎盛的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固化并形成了民众头脑中的刻板印象。在同一区域内，对于明以后“宗族祠堂”的刻板认知，仅构成了当下民众对于以往传统的民俗认知，而无法完全地阻碍民众个体(尤其是少数的精英个体)以历时的眼光来看待祠堂民俗何以重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