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辟邪是传说中的两种兽名,作为中国古代墓前的石雕艺术品于东汉开始流行。文献中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西域传》“乌弋山离国”条:“而有桃拔、师子、犀牛。”孟康注日:“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后汉书·灵帝纪》载:“复修玉堂殿,铸铜人四,黄钟四,及天禄、暇蟆。”李贤注曰:“天禄,兽也.……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据此,即天禄、辟邪并兽名也。”欧阳修的《集古录》卷3亦见载。这两件石刻已于1957年在南阳市卧龙岗被重新发现,其形象作挺胸跨步状,体矮,颈粗,四肢粗短,长尾,肩生双翼。与中山王墓的双翼神兽相对照,发现二者何其相似,只是随葬的位置不同而己。天禄、辟邪除用于宫门装饰外,更流行的是置于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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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则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可见,墓前石刻群自秦汉己有之,借秦代还未见实物。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群存在于西汉霍去病墓前,其中有跃马、卧马、伏虎、卧象、怪兽食羊、力士抱熊、马踏匈奴等。霍去病是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为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石刻中的很多是为了颂扬墓主人生前的业绩而设。这里还未见天禄、辟邪的出现,但据封演记载推知,此类石刻一般用来装饰坟墓、表明身份,兼守卫陵墓。只是霍去病墓前的石刻还未形成一种特定的丧葬制度,东汉时才有意识地在陵前设置石刻群,用以表示瑞祥、警卫、辟邪等丧葬含义,《水经注》中多有记载。到了南朝时期,陵墓石刻才形成特定的制度。在帝陵前通常设石兽一对(一天禄、一麒麟)、神道石柱一对,石碑一对;王公墓前除石兽立石狮一对外,其它与帝陵一样。说明此时陵墓石刻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唐代更是如此,帝陵不采用羊、虎题材。天禄、辟邪等瑞兽多用在帝陵前,以彰显帝王的高贵、威严.
对于天禄、辟邪这种带翼兽的形象,学者多以为来自西域艺术。林梅村先生考证天禄的艺术原形来自西域动物“扶拔”,而“桃拔”是“扶拔”的讹误的确,《后汉书》里曾两次提到西域使者来献“扶拔”或“符拔”。其一,《章帝纪》载:“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子”;其二,《西域传》载:“安息一遣使献师子、符拔。”且均在章和元年,说明此种动物来自西域。汉武帝时派张赛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无疑会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沈福伟先生还注意到,早在战国和西汉晚期我国己用后来称为天禄、辟邪的有翼兽作为艺术创作的题材。战国的一例就是中山王墓神兽;西汉晚期则是在苏州虎丘农机厂出土的辟邪形铜座,也属有翼兽②。据此,是否可将受到这种域外艺术影响的时间推前呢?笔者以为是可以的。中山国系由北方少数民族所建,草原民族流动性强,极易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西汉晚期中西方交流正在逐步加强,促使南方也出现了有翼兽的形象,只是艺术的广泛普及需要一个过程,经过时间的推移,到了东汉便形成了地上石刻的形式。
由此可见,天禄、辟邪与中山王墓的双翼神兽是存在承继关系的,至少在外形上如此。只是所处时代不同,所用形式有别。先秦多流行青铜制品,故中山王墓的神兽以青铜制,置于墓中;而后代则变为流行于墓前摆塑石雕艺术品,这是与后代帝王墓上陵寝的发展相联系的。两者可能都有标识身份,增强王之雄威的作用。另,明,周祈《名义考》卷十“天禄、辟邪”条云:“拔除不祥,故谓之辟邪;永绥百禄,故谓之天禄。”可见汉代人取“天禄、辟邪”之名,还希望求得安定和福禄,表达美好的愿望,故今人称“天禄、辟邪”是镇墓神物。笔者以为称之为守陵兽,可能要恰当一些。后代帝王的陵墓发展越来越高大、复杂,墓前的陵墓石雕也一直存在,明代还增加了搬穿、骆驼等新的造型。孔尚任《桃花扇》的末尾有“驻马听”一曲,是凭吊明孝陵的,云:“野火频烧,护墓长揪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③说明连墓外的大树也是用来护墓的,古人早就有于墓上种柏树以恐吓阁象的习俗。此知明代帝王的陵墓己派有专人“阿监”来守卫,其职责可能是阻止盗墓和其它破坏活动。到成吉思汗时,也派有部落去守陵。可见,后期仅有象征性的艺术品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