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从民初宪政革命和释太虚发起佛教革新运动之后,进人到了契理契机的现代佛教时代。作者在最后的((结论》中依据释太虚现代佛教三大革命主张,认为有三大问题是当代大陆佛教不得不认真面对的:如何开展未来的佛教研究?如何面对市场经济?如何面对全球化趋势?对于第一个问题,作者从“教理革命”出发,认为最重要的是应当“建构深层而严谨的理论基础”,从而为大陆佛教“指出一条明确的方向”。其实,1949年以来的大陆佛教与台湾佛教一样,都是释太虚等在民国成立初期所开创的以人生佛教为核心的现代(人间)佛教之路的继续和发展,当代台湾佛教因为直接延续了民初以来的佛教革新传统,因而在现代佛教的探索上既有印顺导师这样的佛教理论家,也有像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和中台山等道场的现代佛教“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实践。而在大陆,虽然有法尊、茗山、惟贤等大批太虚的高足和巨赞、明真、赵朴初等太虚现代人间佛教思想的追随者,但由于政治压倒一切和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佛教遭受空前的劫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逐步恢复。赵朴初作为大陆佛教界的当然领袖在1983年纪念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时明确提出“应当提倡一种思想(人间佛教),发扬三个传统(农禅并重,注重学术研究和国际文化交流)”,为未来大陆佛教的恢复与发展指明了方向:就是要回到多年来已经偏离的释太虚所倡导的现代人间佛教的轨道上来。直到1989年释星云受邀访问大陆后,中国佛教协会的《法音》杂志和赵朴初等才开始公开提及人间佛教与曾积极反共的释太虚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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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释太虚所开创的现代人间佛教之路,绝对不是佛教的人间化或世俗化,而恰如释太虚所言,是要建立现代人间净土,即人间的佛教化。他严厉批评佛教的“俗化”,强调现代佛教必须革除君主时代“为神道设教以愚民的迷信”,“革改”长期以来“大乘教、小乘行”的僧制流弊,“连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萨行,而建设由人而菩萨而佛的人生佛教”,“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整理原来的僧寺,而建设适应现时中国环境的佛教僧伽制”。他多次强调要“革除弊制”、“改善僧行”和“整理寺产”,认为寺产来源于信众的“捐赠及僧众务农作工与施行社会教育等劳力的集成”,除了用于僧众给养,还应当用于“佛教的宣传,与农工教育及慈善等事业的设施举办”。因此,释太虚反对僧众只是接受信众供养,而张积极参与劳动自养和开办社会教育与公益慈善事业。事实上,经营地产或田产一直是中国佛教寺院获取收益的一个历史传统,开办工业作坊、出租水喂和梁,从事物品抵押和农耕等活动,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常见的。佛教戒律反对僧人从事工商活动,主要是防止世俗化的侵蚀,在现行大陆道场多为旅游胜地、类似台湾的信众供养机制还未形成,僧众的佛学素质普遍偏低,特别是各级政府大力提倡“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环境中,大多数道场要完全隔绝社会,既不符合现代佛教精神,也不可能做到,而现实中的许多道场不得不依靠经忏和功德箱来支撑僧众生活和寺院建设。问题的关键是僧众如何适应市场社会的需要而不被市场化,如释太虚“佛化主义”所主张的,使社会佛教化。这就需要大力加强僧众的佛教文化教育,培育宗教主体性自觉,从而抵御来自政治、社会和经济等领域的各种诱惑,成为合格的现代僧伽。目前大陆佛教正面临从道场建设向文化建设的历史转折时期,能否和如何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是佛教界能否跟上大陆社会和文化转型、适应全球化需要的关键。而从近六十年来的台湾佛教发展的经验来看,佛教文化建设是培育现代佛教僧伽、增强宗教主体性自觉、回归佛教本位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