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说了，在印度，出家人的地位一般都很高。传统的印度人，一生追求的目标有四项:法、利、欲，再加上“解脱”。印度古代的传统，讲人的一生，应该或者可以分为四个时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栖期、遁世期，最终归于解脱。这样的终极目标具备一种神性或神圣性。这一点与欧洲的基督教有些相似。2004年，我在香港大学教书，当时香港刚好有个展览，展览的大多是印度和西藏的宗教文物，主要是佛教文物。我去看过。展览的题目叫Devotionand Desire，很能体现这种精神。中国人就不大一样。中国人的目标一般来说很现实，主要是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或者有时被认为是对君主的责任。“百行孝为先”，孝道，以孝治天下。丁忧、守制等等规矩就是这么来的。如果不敬父母，不敬君王，叫“无君无父”，问题很严重。

    佛教的出家，与此就矛盾，但佛教又不能没人出家，没有出家众。因此中国的佛教虽然有出家人，但不管出家在家，讲孝都讲得比较多。出家以后没有后代了，不孝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后代，这是一个冲突，怎么解决这个冲突?中国人对佛教进行改造，就出现所谓的“伪经”，即中国人自己编撰的佛经，不是从印度来的佛经。伪经在一些虔诚的，认为非印度来的佛经就不是佛经的佛教徒看来不可接受，当然也没有价值，但这种所谓的“伪经”其实正反映了中国人自己独有的思想，而且在佛教发展的中后期，数量还不少。“伪经”中有一部《父母恩重经》，里面讲父母孕育之恩当报，“造经烧香，请佛礼拜，供养三宝，或饮食众生”。它虽是“伪经”，但中国老百姓接受认可。重庆大足石刻中，关于孝的题材特别多，也反映出同样的倾向。然，这同时也与宋代以后这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取向有一定的关系。宋代以后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取向回归于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的，特别强调对祖先的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