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只能简单提出几点。一是魏晋时期中国的玄学与佛教般若学。佛教在印度有一套成熟的宗教哲学理论,有完整的宗教哲学理念,包括对世界本体的认识,通过翻译的佛经,这些理念进入中国,这就刺激了当时魏晋玄学理论的发展。在佛教的刺激下,在中国形成了一些新的哲学观念、哲学理念、哲学范畴。二是佛教的禅宗。“禅”这个概念源自印度,印度佛教中讲禅,坐禅、修禅,中国的佛教后来也出现了禅宗,它是把印度的禅的概念移植到中国来以后,按照中国人的观念进行阐释和发挥,然后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派别,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学术派别。这样,中国的禅宗和印度的禅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从后汉时期坐禅、修禅传到中国,到唐代禅宗正式形成,这中间差不多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佛教概念从引进到吸收,最后“中国化”的过程。国内有不少的书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不多说。
上海公墓,浦东公墓,上海墓地,华南陵园,

我只提另外一件一般人不太注意到的事,与我自己的专业有关,就是:古代的中国人对外国语言性质的认识,最初主要是在翻译和理解佛经的过程中开始,这种认识,进而应用到对汉语本身性质的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大家知道,中国文字是方块字,最初是没有注音系统的,古代标音就是用一个同音字去注另外一个同音字,如果同音字完全相像还能表达出来,如果字和字之间有时候不能完全同音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困难。但是佛经传入中国以后,中国人发现了印度语系的语言拼合方式,于是就发明了一种标注发音的方法,叫做“反切”,就是用两个汉字,用其中一个的声母,另一个的韵母,拼起来,为一个汉字注音。这是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进步。这种注音方式一直使用到清朝,直到民国时代,才发明了新的注音符号。南北朝早期有一位很有名的诗人、文学家谢灵运,他写过一本书,叫《十四音训叙》,专门讨论过与梵语发音相关的一些问题。
谢灵运在当时是知识界的一位领袖人物,他努力去了解印欧语系的语音学理论,分析其发音方法,这说明当时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对外来的新东西的态度与我们现在一样,是开放的、兼容并包的。详细的情况,请见拙文《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
再比如我们今天经常讲的“字母”一词,也是这样来的。谢灵运是南北朝刘宋时期的人,在他之后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延续下来,很多僧人都参与其中,只是僧人的参与往往还有宗教信仰的目的。唐末五代时期有一个和尚叫守温,对汉语的语音系统进行分析,写成了《守温三十六字母》,其中把汉语的发音分为“牙音—见溪群疑”,“舌头音—端透定泥”,“舌上音—知彻澄娘”,“重唇音—帮傍并明”,“轻唇音—非敷奉微”,“齿头音—精清从心斜”,“正齿音—照穿床审禅”,“喉音—影晓匣喻”,“半舌半齿音—来日”这几大类。这是中国古代音韵学的一部代表性的著作。虽然守温的生平几乎不为人所知,但这三十六个字母,无论从内容或是排列的形式看,显然是受到梵文的影响才创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