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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肇后佛教发展方向的转变

来源:2021-04-26 12:25:42
    坞摩罗什法师、僧肇所弘扬的印度大乘中观思想,即是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代表著作的三论之学,僧肇还被后世尊称为“三论之祖”,但是从坞摩罗什、僧肇师生相继去世后,大乘中观之学,一度沉寂中止了下来。罗什的另一著名弟子竺道生在南归建业后,大力倡导佛性涅架学之后,特别是《大般涅架经》被翻译出来之后,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刘宋和南齐时的涅架学就十分流行,但是般若中观之学并未绝响,只是被佛性涅架学的胜势所掩盖。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般若性空之学与佛性妙有学说有了一定的交流融合,在佛性妙有里面同时就有了般若性空之学。按照汤用彤先生所说:“宋初僧导作《三论义疏》,竺道生注《小品》,作《二谛论》,其学当均受之什公。……齐梁二代,《般若》三论,亦有学者,然善者既少,仍不广行。此学之行,端赖摄山诸僧。摄山僧朗,始以三论命家。传其学于僧诊。僧诊传之兴皇法朗。兴皇法朗,在陈时大为时所重。弟子众多,其中隋之吉藏,遂使三论之学,重振于华夏。而齐周额作《三宗论》,梁武帝讲《般若》,均与此学之兴有甚大之助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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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般若三论之学在刘宋时仍然没有断绝传承,只是在当时“仍不广行”,经过几代的师徒传承,三论宗在吉藏大师的手里重新开始发扬光大,最终成为汉地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三论宗作为一个宗派出现,并不仅仅是简单回到僧肇般若性空思想的原点,而是又吸收了佛性妙有的思想,走了一条真空与妙有相结合的道路。并且这一思想成为了今后佛教思想的主流。隋代的吉藏大师就对僧肇的般若性空和竺道生的佛性妙有进行了消化吸收,最终进行了融合。吉藏把中道和佛性等同起来,以中道为佛性。
    吉藏说道:“离断常二见,行于圣中道,见于佛性”吉藏说道:“非真非俗中道,为正因佛性”。吉藏说道:“中道佛性,不生不灭,不常不断,即是八不。”吉藏说道:“智见空以及不空,亦名佛性。以众生横起百菲,竖生四见,隐覆实相,故名为佛性。若知百非本空,四句常寂,即佛性显,称为法身。
      “百非”,“百”,泛指;多数,“非”,否定,“百非”,即种种否定。意思是说一切语言文字均非实在。“四见”,就是执世间事物为常、无常、亦常亦无常、亦非常亦非无常四种见解。“四句”,就是指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从以上引文来看,吉藏认为,离开两边对立的见解如“八不”,以及非真非俗非空非不空等,就是中道,也就是佛性口了悟“百非”本空,不执著“四句”,也就是佛性。由此看来,吉藏所谓的佛性实质上是般若中观思想和佛性妙有思想的结合,也是主体的一种所谓正确认识宇宙万物真相的思想境界,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在今后展开的正确道路,为宗教意义上的终极解脱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当然,僧肇的般若中观思想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应该认识到没有般若性空的思想为基础的话,佛性妙有思想是不完备的,般若性空同时离不开佛性妙有,佛性妙有同样离不开般若性空。最终中国化的佛教沿着般若性空和佛性妙有结合的道路向前发展,僧肇的这一空观思想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