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争辩史实大致如此，刘宋时间的抵沮寺僧人吃饭时，有的是踞坐，如慧义、慧观等，有的是方坐，如道生、慧严等。以郑道子、范伯伦为代表的名门世族对此大为不满，要求踞坐僧人革除此“陋习”，皆从方坐。论辩随即展开，其中，首先发难的为郑道子。

    郑鲜之字道子，荣阳开封人，事宋文帝，官至尚书右仆射，宋元嘉四年卒。他在《与禅师书论踞食》大致观点如下:

    首先，“夫圣人之训。修本祛末，即心为教。”此意圣人的教化乃是存本去末，依据内心来实施教化。“至于拜敬之节揖让之礼。由中所至道俗不殊也”，其中敬拜揖让的礼仪修道之人应与俗人无异。“敬心内充而形肃乎外。稽首至地不容企踞之礼。敛枉于拜事非偏坐所预。而以踞食为心用，遗仪为敛粗。事理相违。未见其通者也。”恭敬之心外在化即可产生}-i茧的礼仪，因而虔诚磕头当然不容许踞坐。所以，踞食绝对不是恭敬之心的体现，放浪形骸则是粗坯的行为。由而可见，此种行为与礼仪是相违背的，是绝不可融通的。

    其次，“踞食之教。义无所弘。”踞食之教法，义理上没有这一说话。“进非苦形退贻慢易。见形而不及道者。失其恭肃之情。而启骇慢之言。”进一步来说，也不能算苦行，退一步说则流于轻慢，不仅不恭敬，而且还容易引发骇慢之言语。

    再者，任何做法都是事出有因，“因事为用。”“原其所起。或出于殊方之性。或于矫枉之中。指有所救。如病急则药速，非服御长久之法也。”其原因无非针对其特性，活着纠正偏差，就像对症下药，但不是长久的做法而已。“在昔宜然则适事所至。一日之用，不可为永年之训。”最后，郑道子得出结论，“在理既末于用又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