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文中“法流十道”和“寺满百城”被视为景教全方位传教模式的反映，意在表明景教传播的广泛性，传教效果颇丰。但这应该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因为“唐时宗教文化体系内，佛教、道教占据主导地位。另有儒家思想，在中国主流文化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景教初人中国，没有文化背景，在这种情况下，为便于大众的理解与接受，扩展传教规模，并使传教受到保护，不得不依附于主流文化体系。显然，唐代儒释道三教已经很流行，而景教在中国，作为一个既没有强大的政治和文化背景，又没有广大胡人作为群众基础的外来宗教，仅是依靠传教士的个人努力，其传播范围与影响力远不能与儒释道三教相提并论。王静亦认为:景教若以“夷教”的身份在大唐传播的话，上层必须依靠唐代统治者的推崇，下层依靠民间百姓的信仰。由此推测，唐代统治者的推崇起导向作用，民间百姓的信仰起基础作用。换言之，统治者所推崇的宗教往往引导着民间百姓的信仰。

    武则天当权时曾因统治者候佛而大兴寺庙、招提和兰若，民间信仰偏向于佛教，《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亦出现了佛教用语，这应该与武则天大力推崇佛教并“制以释教开革命之阶，升于道教之上有关。景教以此迎合唐朝统治者的需求，力图本土化，尽可能寻求更广的思想认同和更大范围的群众基础。尽管如此，从景教的传播受挫并陷人低迷这一现象可以推测碑文中虽有一些佛教用语，但两者教义并不一致，至少景教不包括类似于“女主当权”和“男女平等”等教义，否则碑文中不可能出现“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砖东周”的记述。在武则天的崇佛引导下，景教的群众基础相当薄弱，经历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和唐德宗几代皇帝的推崇后，景教的传播得以恢复，而经历了唐武宗会昌灭佛后，景教被视为异教再次遭受严重打压，从此一撅不振，逐渐消亡。《唐代景教再研究户文认为，这很可能是由于唐武宗的排外心理导致的，玄宗时期经历了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而衰，国家凋敝，唐前期统治者所展现出的包罗万象的恢弘气度及文化自信于后期俨然不在了，对于外来宗教与文化开始有所抵触。或许因为发动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安禄山和史思明皆为胡人，再加上回鹊人恃功而骄等现象，大唐对西域胡人产生了排外心理，致使唐武宗时期大力开展排除外来宗教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