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大唐在对待外来宗教的态度，林悟殊解释道:“三夷教的传人，不过是多引进一些神而已，只要不被利用来颠覆政权，影响社会治安，对朝廷来说，实在是不必大惊小怪。另一方面，儒释道在中国早已为统治者所推崇，纵其自身的精神需要或统治的需要看，已无必着意寻求新宗教。由是，对三夷教这类外来宗教的传播，统治者个人即便有所喜恶，也不会当成多大的事情。诚然，作为外来宗教的大秦景教欲在中国传播，所依靠的首先是当朝统治者的推崇，但从大唐的角度看，所谓的政治依托中蕴含着重要的一环，即经济因素。统治者既然接纳景教等“夷教”的传入，并批准其在本土传教，在不会颠覆政权的前提下，首先考虑的应是经济因素，即任何一个外来宗教或事物在传播至本土时都要考虑其是否能够促进本土的发展，而这一首要考量则是经济因素。

    唐后期佛教徒和景教徒人数增长迅速，寺院众多，占地较广，从事农业者和工商业者相对减少。据当时祠部统计，唐代“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阵容相当庞大。寺院经济的膨胀必然导致唐政府财政收人的减少，两者的矛盾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武宗反击回鹊战争以及平定刘祺叛乱而不断激化。唐武宗为缓和当时的经济矛盾，维持经济发展而采取“灭佛”和排除异教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宗教人口及寺院占地，将寺院财资田产收为官有，毁铜像以铸钱的行为虽过激却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成效，可见经济因素才是景教在武宗时遭受重大打击的主要原因。包括前文论述的唐代景教寺的建筑位置，从唐朝统治者的角度考量，则是因为西市恰好是波斯等西域胡商与大唐进行贸易往来的交易场所。景教东传至大唐的路线，不仅是碑文中“阿罗本携带经书传人长安”的景教徒传教所走的路线，更是胡商与大唐进行商品交易的必经之路，这实际上为西域与大唐的贸易开辟了道路，从而带动西域与大唐的贸易发展，促进唐朝本土经济的发展。正如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塞外史地论文译丛》第一辑中所言:“隋场帝因自裴矩等人，得悉拂蒜国事情，所以欲遣使赴拂森国，其目的似为通商或政治，决非如夏德氏所说，在于迎接景教僧侣。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亦有大唐派臣下迎接景教徒的记述:“大秦国有上德日: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放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仗西郊宾迎人内。”据此推测，唐太宗派宰相房玄龄亲迎阿罗本与隋场帝派使臣赴拂称国的目的应该类似，不只是传教。

    关于大秦国的土特产，《旧唐书》载:“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大贝、车渠、玛瑙、孔翠、珊瑚、唬泊，凡西域诸珍异多出其国。大秦国富裕殷实，期间波斯商人与大唐经济贸易十分频繁，《新唐书》载:“(波斯)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有人朝……开元天宝间，遣使者十辈，献玛瑙床、火毛绣舞筵”，波斯来唐朝贡和传教都会有玛瑙、明月珠和夜光壁之类的珍贵物品传人，这些都是大秦国与大唐进行经济往来的重要基础。

    一般而言，统治者对宗教会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就唐代佛教的传播而言，主要表现在对寺院修造和僧尼规模的限制上。唐高祖时，太史令傅奕上疏请除佛法日:

        佛在西域，言妖路远;汉译胡书，态其假托。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伪启三涂，谬张六道，恐惕愚夫，作欺庸品。乃追忏既往之罪，虚规将来之福;布施万钱，希万倍之报，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今天下僧尼，数盈十万，剪刻增彩，装束泥人，竞为厌魅，迷惑万姓。请令匹配，即成十成徐户，产育男女，十年长养，一纪教训，可以足兵。四海免蚕食之殃，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浮朴之化还兴。窃见齐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众，糜损国家，寺塔奢侈，虚费金帛。”为诸僧附会宰相，时朝谗毁，诸尼依托妃、主，潜行谤锑，子佗竟被囚执，刑于都市。

    傅奕之言是表明佛教之大害，劝高祖对佛教僧尼和寺院进行整伤:“上亦恶沙门、道士苟避征摇，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观邻接廖邸，混杂屠沽。辛已，下诏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练行者，迁居大寺观，给其衣食，无令胭乏。庸狠粗秽者，悉令罢道，勒还乡里。京师留寺三所，观二所，诸州各留一所，徐皆罢之。高祖亦对僧尼和道士等逃避赋税与摇役的行为表示不满，故采纳傅奕之言裁汰宗教人员，控制寺院数量，限制宗教的发展，这有利于当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唐玄宗时期，因唐中宗以来皇室贵戚大造佛寺，削发以避摇役的僧侣众多，开元二年(714)，姚崇进言:“佛图澄不能存赵，鸿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福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于是玄宗下令裁汰天下僧尼，还俗者达12000多人，救:“自今所在毋得创建佛寺;旧寺颓坏应葺者，诣有司陈碟检视，然后听之。其后甚至“禁百官家毋得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以此断绝与宗教的来往，消除“削发以避摇役”的现象，这也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考量。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厌恶僧尼损耗国力，在道士赵归真劝说下毁山野兰若和招提寺，救:“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徐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今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癖骤舍，铜像、钟磐以铸钱”，又“诏陈释教之弊，宣告中外。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徐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袄僧二千徐人，毁招提、兰若四万徐区。收良田数千万顷，奴脾十五万人……寻又诏东都止留僧二十人，诸道留二十人者减其半，留十人者减三人，留五人者更不留。武宗对宗教阻遏经济发展的现象颇为不满，通过毁寺院和控制僧尼规模来削减开支，达到稳定社会经济的目的，这对景教传播的打击是致命的，也是景教逐渐退出唐朝宗教舞台的重要原因。

    “两种不同的文化相遇，由于彼此间的差异，必然会产生冲撞。因此，“景教身为外来宗教文化一分子，一经跨人唐帝国的疆域，便立刻为强健的本土文化所震慑，自身异质的基督信仰立刻遭到了拒斥，福音的光芒即刻受到了遮蔽。仿若孤舟片木的它，在中国文化的浩瀚大海上，不着边际地游来荡去。主客体间力量的反差，使其根本无力建构起平等的对话平台，甚至连自身的话语权力也顿时旁落，景教和佛教皆是如此。只是佛教在大唐的传播中虽遇到种种挫折与困境，但并没有因此退出宗教舞台，可谓是在困境中跌宕发展。景教在经历了唐武宗灭佛后一撅不振，最终在儒释道主流文化体系中消失。景教曾在武则天崇佛时期遭受过挫折，却并没有因此而退出大唐宗教舞台，若唐武宗后期的唐宣宗对景教继续加以推崇，景教的传播亦会像武则天后期的唐玄宗时期一样得以恢复和发展，或者景教教义像佛教一样深人人心，在经历了唐武宗灭佛以后仍旧可以得以恢复。

    张星娘指出:“自昔中国人对于宗教至为冷淡，随人自由信仰，为帝王者一日之间……其心中盖全无西洋人所谓宗教信仰，仅惟自己之利便是视而已。唐太宗之优礼景教，亦仅为政策而已，并非心目真信仰上帝……唐武宗时唐室已衰，武宗非有太宗好大喜功之心者，徒见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深恶痛恨，亦纯为经济问题，并非为迷信孔孟，或道教，因而排斥异教也。可见，景教在大唐的传播命运，既有统治者政策的引导，又有现实经济原因考量。亦可进一步推测，景教教义已不适应当时唐代的发展，也并未深人人心，故在民间难以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