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汉族文化的不断影响，于是契丹贵族中就开始流行起来有关于佛教信仰。在耶律阿保机即位的第三年，下达命令左仆射韩知古在龙化州大广寺建碑，以此来记叙功德。918年五月也就是神册三年，又下诏书修建了几座佛寺，阿保机时期就己经为佛教的信仰传入坐了铺垫，太宗会同元年时期，契丹贵族取得了燕云地区一共十六州。在辽朝加入了这些兴盛的地区以后，真正意义的辽朝佛教也随之而建立起来。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契丹人的宗教与政治的生活中才融入进了有关于佛教信仰的观念，这与契丹人的原有宗教信仰形成了相互之间的融合。根据《辽史》中的相关内容记载:“太宗幸幽州大悲阁，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尊为家神，于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非胡刺可汗之故也。”将契丹中的祖宗家法做出改变，包括旧的风俗在内，把“白衣观音”奉为“家神”，这也使得契丹王族的拜山仪式的祭祀程序和方式有了新的变化。辽王朝的崇拜体系中也加入了有关于佛教的特征，这也就深深反映出了契丹王族在信奉佛教的方面程度在逐步加深。世宗、穆宗和景宗这三个时期，辽代佛教开始不断地发展，而圣宗、兴宗和道宗这三朝，则属于辽代佛教的百年兴盛时期。从历代帝王对于佛教的不同角度来看，基本上就此走了一条从信佛到俊佛的发展路线。

      以时间的角度来看，辽代佛教与北宋佛教大体上是一致的;从来源上讲，都是唐五代佛教的延续，而受到外部佛教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外部佛教的传入没有真正意义的有很大的作用。然而，处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环境，辽代佛教在许多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都与北宋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佛教经济的发展。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在日益强大，各个社会阶层都广泛的进行参与，寺院所举办佛事得规模相应的也就变得越来越大，种类也开始逐渐的丰富和发展。随着佛教对于各阶层的日常生活都不断地影响，许多契丹习俗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佛诞日是佛教的节日，当佛教信仰已经在各个阶层普及来，这也就变成了辽朝从京城到各个地方的全国性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