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的世俗化倾向，现实利益思想，体现出一定程度的个体主义理念。它能给人一个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让苦难中的人有一种冥冥中的希望，虽然这种希望很渺茫，却能给人以精神安慰，支撑着人们度过现实中的困难，道教中的“重人”思想当是中国古代人本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强调的是个性的自由与生命的张扬。

    但个体的思想行为一旦超出此界限，就要受到传统力量的扼杀。最为有名的例子是晚明异端李费。费就因宣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和独立思考的个体精神而受到以万历皇帝为首的封建卫道士们的压迫，他的“有好女便立家，何必男儿”等闪烁个体自由独立精神的言论被宋明理学家们当作猛烈攻击的对象。由此看出，儒学家们及其学说是紧守住“伦理”而不放的，他们所关注的个体修养完全依附于伦理关系而非相对独立。尤其在明代，封建型经济及政治专制制度已经成熟，作为建大一统文化之典型的儒学(即理学)更是以禁个人情欲，重伦理道德为能事，以致后人称之为“吃人的礼教”。当儒学的三纲五常发展至“吃人的礼教”时，重人伦也发挥到极致，强化纲常礼教导致对人的束缚和对人性的摧残，使得儒教伦理完全呈现出旨在协调人际关系、倡导伦理的姿态，几乎完全异化为封建伦理教化的工具。·与儒家的群体性思想不同，明代道教较多地重视个体生活情感的表达和生命价值的实现，在宗教感情及种宗教活动中，给个人以广阔的自由空间，当然这种情感表达与价值实现是以近似于虚幻的宗教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道教那里，个人的生老病死、贫困苦难都被得以重视，个人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限度的扩展，这显然比现实中的封建伦理枷锁—理学有大得多的宽容性，使得处在封建侄桔下的人们能够获得一些精神安慰，甚至得到某些信仰自由的快乐。

    道教所倡导的个体自由与个性张扬，离不开时代的局限性，尤其面对明代道教正处在封建国家经济政治臻于滥熟的时期，不可能完全超越时代的局限性而谈现世利益及其“个人”，它还有维护封建伦理的一面。重视伦理观念和道德修养，历来是中国封建社会人们的立世之本，在这个道德本位制的社会中，人们的现世物质利益永远只是居于次位并且属消极满足型的。但它在救世度人的传经布道实践中所折射出的某些“重人”思想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传统“人本”思想结构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尤其伴随道教世俗化的倾向，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僧道之争这种现象在为平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