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葬既然成为了藏民族的一种丧葬习俗，为什么又会在吐蕃王朝倒塌之后逐渐被天葬等习俗所代替呢?对此，不少学者认为，藏族地区的天葬形式之所以能在佛教传入之后盛行于藏族传统社会，是基于佛教的理念，是佛教教义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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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的观点认为，佛教传入后，其舍身利他的宗教伦理情怀促成了在较为广大的藏族地区的主流葬俗从土葬转变为天葬。持这种观点的基本根据是，佛教《本生沦乡、《贤愚因缘经》等书中有很多如“菩萨舍身饲虎’、“尸毗王舍身饲鹰救鸽’、“月光王施买’、‘大象舍身救人”等故事，这些故事宣扬“乐善好施”，提倡利于芸芸众生。这些善的观念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影响着人们对死后葬仪的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佛教要求信众生时要慷慨施舍，死后也理当将自己的身体施舍给世上的其他生灵。在藏族传统社会，很多地方原有的土葬习俗逐渐地被以尸体“饲鹜”、‘饲鱼”的天葬、水葬等形式所代替，正是反映了佛教的这种伦理理念。对此，作者认为，在藏族传统社会，天葬习俗的形成与佛教传入吐蕃有关，但不直接源于佛教舍身利他的伦理要求。

    1.我们知道，佛教在藏族地区兴盛后，除了天葬、水葬外，还有塔葬、火葬以及土葬、崖葬、楼葬等其他葬仪的存在。直到藏族地区民主改革前夕，这些丧葬习俗中的一部分仍然在藏族地区的个别地方或多或少地保留着。大量的历史文献和遗留习俗表明，在藏族传统社会中的很多地区，其丧葬伦理普遍存在着等级规范，比如，塔葬作为一种最隆重、最高级的丧葬仪式，只适用于最高贵的大德高僧，如历代达赖、班禅以及一些大寺院的住持高僧等;火葬适用于喇嘛圣者与贵族;天葬适用于大多数普通僧俗;而水葬、土葬一般被认为是最低等的丧葬形式，只有那些夭折的幼儿、身患传染病死去的人以及被处决的罪犯才采取这种丧葬形式。这种等级要求的存在，使得在不少藏族地区，人死后采用何种葬法并非由死者自己在生前决定，也并非由自己的亲属选择，而是交由喇嘛中的“阿乌贡巴”卜算，或者根据死者的身份及死因来决定究竟适用哪种丧葬方式。就是说，人死后选择何种葬仪并不是个人能够决定的，而是基于你的身份以及在世时的德行评价。对于有的死者来说，即或想在死后献上自己的遗体进行最后的布施都没有这个权利或机会。

    2.藏族地区地域广裹，不同的自然和文化生存环境也使得在藏族传统社会里的个别地区一直保留着适合自己的丧葬习俗，在甘、青、康一些地区的一部分民众中就仍然保留着土葬的习俗，甚至在有的藏族地区，就根本没有实行过其他丧葬方式，而是自始至终实行土葬，没有把它看作是一种低贱的丧葬方式。如果说藏族传统社会的葬仪改变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人们对佛教的崇奉及其对佛教伦理规范的遵从，那么，为什么在不少虔诚地信奉佛教的藏族地区还会有以土葬为主流葬俗的多种丧葬形式存在呢?

    3.在很多信众那里，选择天葬这种丧葬形式的直接动机是使灵魂安然升天，期盼能够在来世投生到“六道轮回”中最理想的神明界或人界当中，其次这种选择才可能具有某种伦理指向。事实上，作为一种既有的社会习俗，选择何种葬仪在特定的地区其实是一种无任何伦理价值的自然选择，个人在生前就以施舍为目的而选择天葬或水葬的这种具有纯粹伦理价值的行为既或有也不带有普遍性。何况基于自己特定的身份，在更多的情况下，是生者对亡者的葬仪选择，如此，天葬的伦理意义便大打折扣。

    4.权当承认天葬是佛教教义所致，但是，佛教传入吐蕃之后，火葬也被认为是相当重要的宗教葬仪，在藏族传统社会中，许多地方能够享受火葬的主要还是寺庙僧人或者土司、头人等。然而火葬与“施舍”没有直接关联。这里就存在两个问题难于解释，一个是，如果“施舍”和“利他”的要求是佛教教义对生者和死者的指示，那么，为什么就偏偏把也具有浓厚宗教性的火葬排斥在“施舍”和“利他”的要求之外?另一个是，一些本当作表率的寺庙僧人、土司、头人等为什么不选择与“施舍’、‘利他”有关的天葬或水葬，而要选择与佛教利他要求并无直接关联的火葬呢?

    5.从中原地区的情况看，也能够证明佛教教义与实行天葬等没有必然联系。佛教传入中原地区，最早可推至公元纪元前后即东汉明帝时(公元58一75年)。在东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之时，中原地区佛教大兴，这时的吐蕃还处在苯教思想的统治状态。佛教在中原地区的盛行，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换句话说，中原地区相当多的汉族民众在历史上一直信奉佛教，如果说实行天葬是信奉佛教的原因，但是，为什么在中原地区却没有天葬的习俗?即或在彻底信仰佛教的中原地区的寺庙僧人以及民间“居士”中，其选择的葬仪也还仅仅是火葬之类，而几乎没有选择天葬或者水葬的。如果说实行天葬是佛教教义的要求的话，那么，中原地区的信众就没有理由不选择天葬。可见，天葬与佛教之间没有必然联系。相反，从宗教学意义上说，火葬看起来更是让死者升入天界的直接途径，在中原地区的信教民众那里，他们对火葬的选择才深刻地打上了宗教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