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期以来就有“夷夏之辨”,孔子云:“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东汉的鲁恭在《上疏谏击匈奴》中说:“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肆,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糜不绝而己,不以伤害中国也。”古人认为,华夏族所处的中原是文明的中心、正朔,而周围的四夷则为“化外之地’,,落后而不合中华礼仪,与鸟兽无异。如果“夷狄之君”统治了中国,则会扰乱天道,带来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民族若想统治中原,就要先确立起华夏正统的政治地位。“追溯祖源”成为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北魏皇族拓跋氏虽为鲜卑人,但自称是黄帝的后裔。《魏书·帝纪》记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跋氏建国后,与中原地区的汉族和儒文化的接触日益频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倾慕也与日俱增。历代君主都清楚地意识到以儒家文化是政权稳固、少数民族统治被认可的基石。拓跋氏在认同、接受儒家文化的同时,也逐渐以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而自居。于是,从血缘上要上溯到黄帝,不仅表示自己与汉族同源,从本质上不是胡人;而且,追溯祖先到中华文化的“人文初祖”黄帝,从帝系的继承上也具有了更强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在这种政治和思想的环境下,北魏政权对于外来的宗教就会抱有怀疑、疏远和排斥的态度,避免使人们过度联想到自己的胡人身份。
佛教传入中国后,与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儒家先师孔子对鬼神抱以“敬而远之”的态度。“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佛教谈论生死与儒家思想相悖。其次,中国人重视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佛教要求出家,不娶妻生子,于礼俗不和,也与中国是农业大国,需要充足劳力的现实不符。太武帝排式打压佛教也是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
另一方面,盖吴起义时曾向刘宋上表称北魏是“脸犹侏张,侵暴中国”意为专横跋启的长嘴狗(对匈奴部族的蔑称)暴力侵占了中国。这对于北魏王室来说是极大的侮辱,也挑起了身为少数民族的北魏政权的敏感神经。在前文提到的,关于太武帝禁止王公以下至庶人私养沙门的两道诏书中,都提到了佛教“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太武帝称佛教为“西戎虚诞”,认为他属性为“胡”,不利于统一教化,无法广布淳德于天下。并且努力与其划清界限,表示北魏宗室不信“胡神气不是“胡人”,是传统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在《灭佛法诏》中,这种确立华夏正朔统治的意味就更明显了。太武帝认为自己应“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以华夏正朔的身份,荡除佛教这类的胡神,东汉以来的许多混乱和过错都归咎于佛教,同时指出九州(中国)自古无此教,自己有责任去伪存真,恢复上古帝王的统治。对外来宗教佛教的打击体现了太武帝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可和对外来“胡教”的排斥和远离,其目的在于争取到汉族和其他族的认同和支持。
近来有研究者提出,唐武宗灭佛也与文化原因有关。“安史之乱”导致了唐朝国力衰退佛教等外来文化也失去了包容之心。⑤这为灭佛诱因的研究又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