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的社会教化与文化积淀，是其重要作用之一。历代统治者极力在丧葬礼制方面分尊卑贵贱，企图维护自己特权阶级利益不受侵犯，并区分尊礼与违礼，并予以奖惩措施，达到“贵贱不相逾”巩固统治的目的。宋太祖建隆三年发布的《禁火葬诏》说:“王者设棺掉之品，建封树之制，所以厚人伦而一风化也。用意不可谓不明显。

    司马光政治上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保守派，公认的旧党领袖，新党死敌，元佑年间主持了复辟旧法的政治措施。而在其哲学体系上，侯外庐先生认为:“司马光的哲学是汉代以来传统的天命论神学的继承者。和司马光在政治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豪族的特权一样，他在哲学上也顽强地企图为他的政治主张奠定理论的基础。司马光在政治上的保守观念也反应在其丧葬观上。

    司马光在《辩庸》篇中说:“古之天地有何异于今乎?天地不易也，日月无变也，万物自若也，性情如故也，道何为而独变哉!”认为天地万物不变，道亦不变。由此观之，司马光主张复古丧葬礼制，对逾礼行为和与礼制相悖的阴阳风水进行抨击，与其哲学思想，息息相关。认为古礼仍然适用于当时，而当时阴阳风水盛行，不仅荒谬不经，毫无根据，而且由此引发的停枢不葬、阴阳术士贪婪敛财等都是严重违礼的表现，置祖宗所定的礼仪于不顾，司马光予以了严肃批判。

    司马光死后，“治丧皆用礼经家法，不为世俗事，其子司马康遵照了父亲的遗命，依礼为父治丧，而不是当时社会盛行的习俗，并且“居庐疏食，寝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