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葬论》，司马光在其他论著中也对阴阳风水予以否定，在《言山陵择地札子》中说:“国之兴衰，在德之美恶，固不系葬地时日之吉凶。”在《家范》中提出:“夫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固非葬所能移。”其反对阴阳风水思想非常突出，但是，并未如司马光所愿，“葬书不足信”，直至宋以后，风水依然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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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士大夫阶层既有和司马光一样，反对风水之说的，也有笃信风水的。罗大经列举了当时因风水而起的几种状况，有吉日不如意而十几年不葬其亲者，有以为葬地不吉而多次挖掘者，也有安葬买地导致诉讼而后家境萧条者，更有兄弟数人因风水而反目成仇者，“凡此数祸，皆璞之书为之也，认为这些不幸皆由郭璞所著葬书所起。
程颐《葬说》认为，“地之美者，则其神灵安，其子孙盛，若培拥其根而枝叶茂，理固然矣。朱熹更是笃信风水，说风水好的地方“神灵得安，子孙昌盛，祭祀不绝”毛IB]。其妻去世，与风水师蔡元定一起，将墓地选定在离家三百多里的九峰山，并死后与妻合葬。苏轼居于阳羡，而异地葬于篙山，也因风水之故。司马光等人不同丧葬观相互碰撞，延伸至哲学领域，对宋学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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