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象征结构的研究通常将象征分类联系在一起，因此，对象征的分类成为了象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谢丽·B·奥特纳则从功能的角度进行了分析，他在《关键的象征》一文中，将象征分为了概括性象征和阐发性象征两大类。其中，概括性象征是指“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此类范畴本质上是神圣象征的范畴，它包括所有受人敬畏的对象和引发强烈情感的刺激因素，诸如旗帜、卜字架、珠林枷、叉状手杖、摩托车等等”，“这种象征意味着系统是一个整体”。而阐发性象征则指“在互为相反的方向上发挥作用，它为人们提供了把复杂的和混沌不分的情感与观念加以分类的工具，从而使之不仅变得自己可以理解，而且可以同其他人交流，还可以转化为有秩序的行为”。

    尼达姆从结构上进行分类，认为在象征分类研究上，有可能有所突破的方法是结构分析法，并结合了原始民族的象征资料，将象征类型分为了二元、三元、四元、五元、七元和九元。中国学者何星亮也是从结构的角度，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体系分为了两大层次，即表层象征系统和深层象征系统。他认为前者是外显的、可观察的事物或社会关系，具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成员可感知的有意识结构;后者则恰好相反，是内隐的、不易观察的，是表现在意识、思维方面的抽象结构，是隐藏在可观察的文化现象背后、社会成员未能感知的“无意识模式”或“无意识结构”，并从文化习俗和信仰的角度分析了二元、三元、五元和八元的思维结构②。川东南地区汉族丧葬仪式的象征结构主要表现在二元和三元结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