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东晋初年及其以前，江南随葬墓志的葬俗渊源有自”，并据1987 -1988年间浙江嵘县浦口镇大塘岭村东吴墓(嫌M101)出土的两块墓铭砖(内容基本相同，为“太平二年岁在丁丑七月六日建中校尉会稽刻番【潘]亿作此图家师未〔朱1洗处”)，认为“与以往发现的六朝早期铭文砖不同的是，如此之多的砖铭文字并非模印于墓砖侧面或端面，而是刻于墓砖平面上，形制已与后来的东晋墓志相属，内容又与墓主相关，或可视为六朝早期墓志之滥筋”。此外，还将近年浙江余姚九顶山西晋墓出土的一块模印“会稽孝廉故郎中周君都船君子也”的铭文砖与墓志等而视之，通称之为墓志。
这一“新见”值得商榷!因为墓铭砖(包括内容与东晋某些粗简墓志十分近似的志墓砖铭)与墓志在用途功能、行文格式、墓中的摆放位置等方面均存在根本上的差异，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尽管我们在分析东晋墓志较西晋出现某些新变和差异的原因时，也认识到东吴、西晋时期南方流行使用墓铭砖的丧葬习俗对东晋、南朝墓志存在一定的影响，如东晋墓志普遍尺寸小、字数少、刻面多、选材简单、以砖质为主等特点，与某些志砖铭就十分近似(另有专文探讨，此不赘述)。然仅为一影响因素，而不能据此以之为东晋墓志的渊源。
笔者以为，东晋墓志出现的内在原因，是受西晋已经形成的使用墓志的风习的影响，源自西晋;而其所呈现出的外在特征，却又受到南方使用志墓砖铭的丧葬习俗，以及东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与社会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以东晋太宁三年(325年)张镇墓志为例。张镇墓志无论是形制还是内容，均与西晋徐美人墓志、王浚妻华芳墓志基本相同，可以说是承袭了西晋墓志的风格与特征。这表明，西晋墓志所具备的那种相当成熟的墓志体例，在东晋初年即已传播至江南。但绝大多数东晋墓志却没有采取或仿效张镇墓志的体例，无论是形制还是内容都远不如后者成熟。原因何在?多数学者认为这与东晋时期碑禁较严，且侨寄江南的中州士族时刻心存收复中原、回归故土的企盼，权把建康当作假葬之地有关。
从东晋出土墓志的墓主身份来看，绝大部份为南来之北方流寓贵族。联系东晋初年北方流人“寄人篱下”的心境与“回归故土”的意恩，他们使用粗简的“假葬”墓志，为日后“归葬祖全”以做标示的心理甚为明显，故其不以成熟的西晋墓志为准绳，转而效仿南方地域本即流行的志墓砖铭的作法，也是容易理解的。再者，诚如邵磊所言，“江左士族的势力终究远逊于南渡士族，而南渡士族简约粗率的墓志形式流风所及，恐亦渐次‘同化’了江左士族的传统墓志形制当然，这或许同东晋崇尚简约、不尚繁褥、不拘礼法的社会风习的影响也不无关联。如此种种，东晋时期罕见张镇墓志那样形制、体例均较为完备的墓志，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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