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村中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在村里劳动，极少外出打工，因此村里的葬礼从不缺大力。当时，被邀请去做葬礼的大力是一件荣幸的事情，不仅可以免费吃几天，还可以拿到36元的红包，这对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的村民来说是一件划算的事情。经济运行方式及生计方式的相对单一，以及村落人群生活的相对固定，间接维系着村落丧葬仪式传统的延续。

    然而，改革开放后，村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的逐年增多，村庄逐渐出现了青壮年不在场的现象。所幸在1980年至2004年期间，村中老人也不是很多，故而葬礼也不多，因此这段时期尚未显现大力缺失之迹象。但是随着村中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丧葬仪式也逐渐多了起来。至2005年以后，随着“中国一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高铁、高速路等南宁和北部湾地区的基础工程投人大幅增加，需要大量劳动力来建路、修桥，以完成配套建设。与此同时，南宁等地房地产的持续火热，对建筑工人的需求与日俱增。此外，随着国家征地补偿政策逐渐为人所知，城市周边很多农村的村民就聘请农民工来大量建房，以期获取国家的巨额拆迁款。在此过程中，M村的青壮年男性大量外出做建筑和装修工人，形成了外出打工的高峰期。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村庄无可避免地出现了壮劳动力的空心化趋向，丧礼中的大力危机随即出现。2004年夏天，村里一位97岁的老人过世。由于一时难以凑齐足够人数来充当大力，丧家变得异常紧张，担心丧礼无法按时完成。无奈之下，一筹莫展的丧家打电话给同样在外做建筑工人的村长，倾诉自己的苦恼道:“村长，我看没有办法了，大家都在外面打工挣钱，我不好意思叫人回来帮忙，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请其他村的人来做大力了。”村长闻此，当时也很无奈，他很能体谅丧家的心情，亦能理解在外打工的众多村人的困难。毕竟如果在家里务农，一年到头就种2亩地，按亩产500千克计算(每千克3元)，一年两季至多收入是6000元。原来蔗糖价格还可以的时候，种植甘蔗的收人还算过得去。但随着近年蔗糖价格下跌，陷人历史低谷，政府能提供的补贴也极为有限。面对高物价及建房、子女读书等大的开支，众人为了维持经济运转只好选择外出打工。村里大部分的男性青壮劳动力都是在建筑工地工作，为了确保工程进度，一般老板也不太愿意让他们请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