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弥勒信仰在中土的传播与发展的深入,一些统治者或者民间组织开始利用这一信仰来达到自身的一些目的。统治者利用弥勒崇拜来巩固自己统治的早期例子可以追溯到北魏文成帝。以皇帝为弥勒,在佛教中没有明确的依据,其与现实政治的配合不十分恰当。而在有关弥勒下生的几部经典中,除了弥勒之外,还有转轮圣王这个重要角色。弥勒从兜率天下生人间,是为了说法传道点化众生,做的是“法身供养”的护法工作,如演说,诵经,写经或者思维其义等;而转轮圣王则是供应弥勒适当的说法环境,做的是“生身供养”的护法工作,如提供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乃至造塔,立庙,塑像等等。因此要适合皇帝作的“生身供养”的护法行为,将之比拟为转轮圣王比较合理,而且也符合其为理想人王与弥勒信仰也似乎有某种联系。好像是有关月光童子的神话受弥勒神话的影响,这种影响在汉地杜撰的疑伪经中更加明显。月光童子在印度是与弥勒完全不同的神话人物,但在汉地流播过程中,人们模仿弥勒神话营造了有关月光童子的种种神话,使统治者能够更方便地加以利用。如武则天假托弥勒下生转世与月光童子神话便是著名的例子。
最早出现以弥勒出世为借口而起义的,是在北魏末年。有一沙门名法庆领导的大乘起义,其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据李大师的((北史》卷四一记载:“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515)九月,沙门法庆聚众反于冀州,杀阜城令,自称大乘”。在同年九月就被镇压下去了。到了隋代弥勒仰的鼎盛时期,以弥勒出为号召的起义更是频繁,仅仅在隋朝三十多年的短暂统治中,就有三次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起义。唐代魏征的《隋书》卷三曾载:“(大业)六年(610)春正月癸亥朔旦,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口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与相连坐者千余家。”613年,又有一弥勒信徒宋子贤,唐县(今河北唐县)人,善于迷幻之术,并声称自己乃弥勒佛出世,赢得了远近多的信徒来投。适逢场帝正在高阳(故属浪州)巡视,宋子贤想乘此机会举兵袭乘舆。后因事泄被杀,并且连坐其他党羽一千多家。没多久,又有佛教徒向海明,也自己是称弥勒佛转世,欲举兵造反,聚集了数万众的信徒,其信徒都称他为“大圣”。当然最后一样是没有成功的。就这几年之间就发生了多起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这反映了弥勒下生信仰在隋唐有着深厚的民众基础。弥勒信仰被民间的革命团体和民间宗教所利用,然后发动起义的事例在宋朝之后就更加频繁,规模也更大了。如历代的白莲教,白云教,末尼教,明教等。朱元璋还利用明教建立了明朝。近代盛行于华北的黄天道,阪一道,一贯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等都是以弥勒为信仰中心的教派。而这些连续不断的弥勒教派起义,对封建王朝的统治者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同时引起了他们的不安和警惕。故而才有后来的弥勒教派屡造统治者禁止的事,也正是因为这样弥勒信仰开始逐渐走向衰落。
以“弥勒出世”为号召的农民起义,虽然是对弥勒信仰的曲解,却反映了草根阶层对现实苦难的不满和对理想生活的诉求,尤其是对美好幸福生活、人间太平盛世的迫切渴望,以及对未来的人间佛教的无限向往。这些通常被忽视的草根信仰,在中国历史上却起着重要的作用,如引发民众的反抗、制约百姓的行为、折射社会变迁、构建乡土文化等等。弥勒菩萨有教无类,普渡一切众生,这对于那些处于社会底层、辛苦一生而贫穷一生的人们,无疑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并为他们提供无比美好的心灵家园。关怀广大民众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不仅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和谐,而且这也正是建设人间净土所必须。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弥勒教徒都有变乱的动因的,弥勒信仰本身不是变乱发生的根本性原因。他只是起到了一个引子的作用。有关弥勒经典并没有任何鼓动人们变乱的话语。联系到与弥勒教有关的摩尼教,他们在当时属于宗教的少数派,并且有遭受歧视或者迫害的传闻,可以想像这派弥勒信仰者要保持自己的信仰,习俗,服饰,需要经过很多抗争与磨难以及压迫,他们也就具备了更强烈的反抗性,忍无可忍的时候,起义就产生了。而弥勒佛作为未来佛,相对于被普遍崇奉的释迎牟尼来说,就具有一种代表将来的革命性,因此被用来表达一种推翻现存状态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