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在入冥审判过程中，存在着询私枉法的暗箱操作，彰显社会黑暗的一面。敦煌文书5.2630《唐太宗入冥记》故事中，唐太宗一改端庄尊贵的大唐天子的形象，被刻画出成贪生怕死、为延长寿命不惜向冥判官崔子玉行贿，以求延长寿命的世俗形象。崔子玉则利用手中的权利，私自篡改唐太宗的寿命期限，实乃询私枉法之行径，这是对现实社会官场的映射。再如《纪闻》载“屈突仲任”生性好杀，所杀牲畜及动物不计其数，且杀戮手段亦惨不忍赌。仲任暴卒入冥接受审判，审判官乃是他的姑父张安，张安自知仲任生前作恶多端，然而念在亲戚的关系上还是积极寻找让仲任复生返阳的出路:

        (张安)乃谓诸判官曰:“侯之妻侄屈突仲任造罪无数，今召入对事。其人年命亦未尽，欲放之去，恐被杀者不肯。欲开一路放生，可乎?”诸官曰:“召明法者问之。”则有明法者来，碧衣踢踌。判官问曰:“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杀者肯。若不肯，亦无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诸物类，为仲任所杀，皆偿其身命，然后托生。合召出来，当诱之曰:‘屈突仲任今到，汝食咬毕，即托生，羊更为羊、马亦为马，汝余业未尽，还受畜生身。使仲任为人，还依旧食汝，汝之业报，无穷已也。今令仲任略还，令为汝追福，使汝各舍畜生业，俱得人身，更不为人杀害，岂不佳哉?’诸畜闻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无余路。”明法者给出了助仲任复生返阳的建议，实施过程曲折离奇，但最终仲任出离地狱、返回阳间，张安嘱咐他:“既见报应，努力修福。若刺血写一切经，此罪当尽。不然更来，永无相出望。”2仲任返阳后，不敢造次、谨遵教诲。罪恶至极之人理应遭受地狱极苦，其理论依据是佛教地狱及因果报应思想。但在“屈突仲任”故事中，仲任虽杀生无数但最终能够复生返阳，得益于冥界判官张安的操作。张安作为仲任的姑父，在审理此案时，并未做到秉公执法，而是询私枉法、营私舞弊，积极寻求救仲任脱离地狱之苦的途径与出路。这是现世官场的真实写照，借以入冥故事的形式书写出来，旨在映射官场的黑暗与弊端，极具批判意味。

    要之，根据故事的中心主旨将隋唐五代入冥故事类型划定为:宣扬佛教思想类、寻求冥界救赎途径类、折射世俗社会类，这三类故事各有侧重，共同勾勒出了隋唐五代入冥故事的整体状貌。至于上述入冥故事类型的演进变化，则同步于佛教在中国的流布传播轨迹。首先，宣扬佛教思想类的入冥故事类型，出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域外思想的传入，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让中土民众知晓此为何物，在此基础上接受它、信奉它。除佛经传译与僧侣讲经等方式，入冥故事成为宣扬传播佛教思想的重要媒介。隋唐之初，延续南北朝入冥故事“释氏教辅之书”的定位，文人及僧众所创作的入冥故事带有鲜明的宣佛色彩。在讲述进入冥界之人在冥间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的同时，亦将地狱观念及因果轮回思想等佛教教义进行了阐述，比如对地狱之惨状的描述，能够给予世人劝诫、警告之功用;对于善恶有报的描写，则能够教化民众、劝人向善。其次，一味地渲染描述地狱之苦，对世人有劝诫功用的同时，也会引起民众的恐惧之情，不能彰显佛教救度众生的属性。这样一来，随着佛教传播的日渐兴盛，在唐代之后的入冥故事中，寻求冥界救赎途径与方法便成为入冥书写的侧重点。虔诚信佛、念经诵佛、救造佛像、发愿行善等方式，被视为最常用且有效的脱离地狱之苦、复生返阳的法门。并且大多数故事主人公在复生返阳后，依旧诚信奉佛教，甚至发动全家抄经积攒功德，也极大的推动了佛教信仰的普及及发展。第三，佛教在其传播过程中，不断融合现世社会中的世俗伦理观念，将阳间的社会百态、种种情形纳入到入冥故事中，丰富入冥故事书写内容的同时，也是对现世社会的一种折射。阳间社会中的行贿索贿、询私枉法、营私舞弊等等，在敦煌本《唐太宗入冥故事》中均有提及，字里行间充斥着对阳间世俗社会弊端及黑暗面的极力批判气息。需要指出的是，这三类故事类型并非各自独立存在，而是互有交叉，比如在宣扬佛教地狱之苦的入冥故事中，也有冥界救赎的设置。这在《冥报记》“杨师操”条中有所体现，故事中既有“火星流出、臭烟蓬勃”的猛火地狱的浓墨重彩的书写，也有杨师操主动向冥吏问询如何脱离地狱苦恶、复生返阳之法门，得知需礼遇十方诸佛、诚心忏悔、改掉毒心等，一则故事兼有宣扬佛教地狱思想与寻求冥界救赎两个方面，但故事侧重点则集中在对地狱之惨烈的描述，宣扬佛教教义为中心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