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益德，乐安人也。其母为人所害，益德童幼为母复仇。还家，哭于殡以待县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决，又不逃罪，特免之。‘

    又有:

    长孙虑，代人也。母因饮酒，其父真呵叱之，误以杖击，便即致死。真为县囚执，处以重坐。虑列辞尚书云“父母忿争，本无余恶。直以谬误，一朝横祸。今母丧未殡，父命旦夕。虑兄弟五人，并各幼稚。虑身居长，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岁，更相鞠养，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坠沟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婴弱众孤得蒙存立。”尚书奏云:“虑于父为孝子，于弟为仁兄。寻究情状，特可矜感。”高祖诏特恕其父死罪，以从远流。

    以上只是整个社会在对孝的理念价值认可的大环境下较为凸显的两个例子，在那个礼教正如火如茶向四面八方传递的时代，此类事例应是不计其数的。也正是由于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太和年间便创立了礼刑表里相宜的上乘之作:犯罪存留养亲制(即犯死刑、流刑者因家中有无人赡养的父母、祖父母，经上请批准，可使他们去赡养送终后再执行刑罚的一种司法制度)。在儒家思想当中，尤其是大孝的伦理观盛行的背景下，子孙必尽的义务则是赡养老人，为其送终。存留养亲制的出现正是深入人心的儒家礼教与律法的完美有机结合。在史书中，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这里笔者就不再复述。此制度始于孝文帝，历经多年发展与补充而臻于成熟。从法律层面来说，犯罪者的责任不会被去除，这保证了刑法的公平。从礼教的层面来说，对孝的重视没有减轻。可以说，存留养亲制是一种完美的平衡制度，这也是它为何得以延续后世的主要原因。